5月12日，广东省援非医疗队先进事迹报告团完成全省第二轮巡讲任务，南方医院脊柱骨科瞿东滨教授的妻子朱志红作为家属代表在全省宣讲了瞿东滨教授的先进事迹。
    今年是我国开展援非医疗工作50周年,广东省卫生厅专门组建了援非医疗队先进事迹报告团。报告团从全省援非医疗队员中选拔了7名优秀代表，其中既有90年代参加援非工作的老援非队员、也有各医院的院领导、专家教授，南方医院瞿东滨教授的事迹材料也光荣入选。在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宣传处积极协调，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瞿东滨教授的报告材料事迹生动感人、演讲者情真意切，深获大家好评。
    报告团自4月份以来分别到深圳、东莞、湛江、茂名、江门、佛山等10余个城市进行了巡回宣讲，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各地的市领导亲切接见了报告团的成员，医务人员及社会各界代表约7000余人听取了事迹报告，社会反响良好。

附1:亲人 我愿做守候你的水仙花
    大家好！我叫朱志红，是第二批援加纳医疗队员瞿东滨的妻子，我汇报的题目是《亲人，我愿做守候你的水仙花》。
    我老公瞿东滨是南方医院脊柱骨科主任医师，在家他常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他芬芳四溢的水仙花。
    2011年6月2日，老公突然告诉我，他要参加援非医疗队，一去就是两年。我一听就蒙了，你一个脊柱专家不愁吃、不愁穿，图个啥？但是，我那军人出身的老公认为：脱了军装也要听从祖国召唤，医生到哪儿都能救死扶伤。还打趣地跟我说，只要我们心心相通，在大洋彼岸一样可以闻到你的清香。
    同样曾经是军人出身的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于是我就张罗开了。老公是个工作狂，患有高血压、三脂高，我开了药，分门别类装好，还在医生老公面前班门弄斧，一一注明服用方法；老公爱喝茶，在外两年可要多准备一些，我把茶叶的外包装拆掉，抽真空放好；衣服是最头痛的事情，短袖衣服怕老公被蚊子咬，长袖衣服又怕老公热；对了还要根据时间差，制定与老公视频聊天时间……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可是我家老公像没事似的，整天在家里摆弄那盆水仙花。
    把老公送上飞机，面对空空的房子，我的心也一下子也掏空了。下班，听不到他熟悉的脚步声和爽朗的笑声；做好饭，没有人说好吃。家里变得冷冷清清，只是老公种的那盆水仙花静静地长高了许多。
    转眼到了年三十，听着外面热闹的拜年声，我一个人没滋味地吃着年夜饭。女儿在新加坡求学，老公又去了非洲，一家三口分别在三个国家，团圆变得那么遥远！突然，电脑响了，我一看，是老公发来的一篇文章：《家中的水仙花》。他说，“春节来了，不能在家陪同吾妻，愿洁白的水仙花瓣、醉人的芳香，驱散你心中的寂寥。”我自认不是爱哭的女性，但那次我边看边流泪，看一遍哭一遍，这是相思的泪，也是甜蜜的泪。
    我们每天通过视频，述说家里的点滴变化，倾听老公在异国他乡治病救人的故事。夫妻俩平平淡淡过了二十年，一分开才发现原来思念是如此揪心和美丽。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念日益增加。居然做出疯狂的决定，2012年8月我带着他最爱吃的家乡鲜笋，坐上飞往加纳首都的飞机，看望老公。
    医疗队集中住在一栋三层的小楼里。11个队员各住一间很小的房间，多数队员要共用洗手间和冲凉房。论条件，充其量是20年前部队卫生队水平，对这些21世纪的中国专家医生来说，确实有点寒碜。而驻地在城市边上，买任何东西都要跑几公里，非常不方便。平时在广州下楼就可以办到的事，在那里却要开车花上大半天时间。他们习惯了简陋的条件，可我初来乍到，对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非常吃惊，跟广州比，落差真是太大了。
    幸亏队长领导有方，队员们分成若干生活小组，工作之余有的管膳食，有的买煤气，有的负责购买办公用品，有的当司机，各负其责，卓有成效。
    我老公和另外三位队友负责膳食，一周大约要出去两次购买食物。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不得不开车满市区跑。阿克拉没有广州这样的大型超市，逛一个商场不可能把东西全买齐。只能先跑Shoprite买猪肉，进Max买牛肉，到Lara买鸡肉，去Koala买面粉和面包，在华人商店买青菜和配料，再去加纳人开的小店买鸡蛋。一趟跑下来，花上5、6个小时是常事。一天上午，他们出去买鸡蛋，因为堵车， 6个多小时才回来，饿得眼冒金星，双腿发软，还不忘耍贫嘴：“要不是为了大家早上能吃上蛋，打死也不遭这个罪。”
    要说苦，苦中也有乐。离驻地不远处是阿克拉最大的贫民窟，每天晚上都燃烧垃圾，不时随风飘来燃烧塑料和橡胶的臭味。大家逗乐道：这可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看看贫民窟，增加幸福指数。而真正的欢乐时光就是通过QQ与家人聊会儿天，视频上相互端详一下，或者打个电话报平安。去年卫生部、卫生厅领导都去慰问、看望他们，他们简直乐翻了，说祖国人民的关心是最大的快乐。
    看到队员们苦归苦，但精神面貌却很好，我也就不再担心，可一件意外的事情又让我的心悬了起来。那天，过了下班的时间，外面都黑灯瞎火了，还不见我老公回来，我知道当地治安不好，经常有抢劫等事情发生，真的坐立不安，越想越担心。下班回来的几个医生轮番打了20多个电话，他都没有接，我更加着急，在宿舍和公用阳台间来回踱步；站在阳台上望着他每天上下班必走之路，期望能早点看到他的身影。林队长听说后顾不得吃饭，到我房间陪着我、安慰我，并安排人开车去医院找，才得知我老公还在手术室忙，赶紧告诉我别担心。等待中我一边为医疗队的团队精神感动，一边心疼老公在异国的工作艰辛。看见老公终于回来时，我想笑着迎接他，给他一个温馨的拥抱，可我没那么做，却说了一句责怪的话：“手术那么长时间也不打个电话，叫人等得好心急啊。”老公没有说话，只是憨憨的一笑。其实，老公你知道吗，我想对你说：“老公啊，你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千万别忘了，你的水仙花在等你平安健康地回家！”
    回国那一天还有个小插曲，我在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工作人员说我逾期居留，把我带进一个小房间。我坦然相告：我老公是驻加纳中国医疗队队员，我来探亲仅一个月，怎么会逾期呢？听到“中国医疗队”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的态度立刻改变了，友好地说：“Finish.Welcome to Ghana again！”我笑了，我为中国医疗队骄傲！我为老公深深地自豪！
    我老公是属马的，他的世界不是在马圈里，而是在辽阔的大地上。我愿意做家中永远守候他的水仙花！

附2:来自广东的“大医生”
    大家好！我叫瞿东滨，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医生，也是一名光荣的广东省援非医疗队员。
    在我很小的时候，一首优美的歌曲《医疗队员到坦桑》就曾响遍中国大地：医疗队员到坦桑，爬山涉水穿村庄；风里来雨里去，谱写着中坦友谊新篇章……因此，当我接到参加我国第二批赴加纳共和国的援非医疗队任务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爬山、涉水、顶烈日、穿村庄的“赤脚医生”式中国援非医生形象。作为一名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脊柱外科专家、国家重点临床专科科室的副主任，我对这项任务充满了信心。我想，援非大概与国内援疆援藏、下乡扶持等差不多，不外乎看病、送药、做手术、帮助开展几项新技术等，本来就存在技术落差，完成任务肯定比较容易。
    经过20小时的行程，我们于2011年12月21日安全到达加纳。在当晚的欢迎晚宴上，第一批医疗队的老队员们为我们介绍了对口援助的加纳大学医学院克里布教学医院的情况。这是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非洲大医院，号称“西非第一，非洲第三”。同时又是一所大学教学医院，我们的合作对象不单纯是非洲医生，还是医学院教授，大部分医生还留学过美国和加拿大。这似乎跟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老队员们还给我们讲了个笑话。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援助加纳的中国医生，刚来时，当地的医院和医生对中国医生还不太了解，甚至还有个别非洲医生误以为他们是来学习和进修的呢。哈哈大笑之余，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之前想得太过简单，此趟援非很有挑战性。看来，我们合作目的绝不仅仅是诊治病人，还要有更高层次的专业发展规划、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等。显然，传统的“送医送药忙”的援非模式已不能满足这种合作需求，这无疑对我们的援非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展现中国医生、广东医生的形象，更好地为受援国服务，便成为我援非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临行前各级领导的叮嘱“牢记重托，不辱使命，不负众望”犹在耳旁回响，我怎敢懈怠！尽管前批队员也曾交代过一些工作注意事项，但是我很清楚，只有深入地了解加纳，才可能真正地支援加纳。在最初开始工作的二个多月时间里，我深入考察了加纳医学教育制度和脊柱外科现状，对加纳脊柱外科常见病种、诊治技术以及科研状况等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援非的基本思路，那就是要引导、辅助他们寻找适合加纳脊柱外科发展的基本路径。但我并没有就此对加纳同行高谈阔论，我在等待恰当时机。
    其实，当我认真考察加纳时，加纳合作方也在考察我。所在神经外科的主任Dr Dakurah邀请我一起上了两台手术。我知道，他和我一起上台，无非为了考察我的外科理念和操作技能。因此，想低调也不能低调了，还是要淋漓尽致地演示中国操作。我琢磨过他们的手术操作要点，因此有针对性地展示中国式技术特色。他们根本不敢用骨刀进行椎板减压，那我就演示如何灵活应用骨刀，这就是我们骨科医生和神经外科医生的区别；他们只是应用枪钳一口一口地进行颈椎椎板切除，那我就演示椎板开槽行大块椎板切除，这就是中国脊柱外科医生和加纳神经外科医生的区别。两台手术下来，Dr Dakurah主任欣喜地向他们医生说，要注重学习Dr Qu不同操作技巧，要经常和Dr Qu一起交流。后来，他邀请我上台为一位73岁加纳本地退休老教授实施手术，那着实是对我的信任了。再后来，Dr Dakurah让我带教神经外科专科培训医生的脊柱手术，我也就毫不客气地好好展示了一把中国医生的水平和技巧，着实让他们开了眼界。再后来，好几个医生提出来，希望能安排他们到中国医院学习，听听中国医生怎么想的，看看中国医生怎么做的，那着实就是对中国医生的信任了。
    而我在手术前及时制止了一例误诊误治病例，更是让加纳同行刮目相看。那是位65岁男性患者，术前诊断是颈椎病，计划做颈椎后路全椎板切除减压术。但我在进行术前常规检查时发现，患者的症状和MRI都不太像颈椎病的表现。可病人术前在门诊接受了较长时间的诊治，几个顾问医生都看过，同时CT、MRI等检查具备，误诊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我犹豫了：“说，还是不说呢？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可如果真是误诊，患者将白挨一刀，症状不会有任何缓解。”于是我详细地询问病史，认真检查患者体征，仔细地阅读影像资料，终于在一个腰椎影像资料上发现胸11/12黄韧带肥厚，导致脊髓压迫，应该是胸椎管狭窄症。当我将我的结论告诉加纳同行时，他们都有些诧异，脸上也有一些不自然的神情。几个医生一起检诊患者，讨论后还是接受了我的结论，及时更改了手术方案。术后，患者很快恢复了健康。加纳医生们很热情地向我表示感谢，我也当仁不让地“Welcome”了。
    作为北美脊柱学会成员以及克里布神经医学基金会创立者，Dr Dakurah主任在西非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对于外科医生，他自有一番见解。他说：“只会开刀的外科医生只是一个小医生；会开刀还会教人的，只算是一个中等医生；只有会开刀、会教人、会谋划专业发展的，才是一位大医生。”
    当我们增进彼此了解后，我经常与Dr Dakurah主任一起交流加纳脊柱外科发展的思路。我跟他探讨非洲人的生活和劳动姿势习惯、常见的脊柱病种，建议他们走经典脊柱外科发展之路。我说，中国和加纳同属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些经验做法值得借鉴。去年11月，在卫生厅和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又精心策划安排了Dr Dakurah主任的中国之旅。邀请他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盛大中国COA骨科年会，并安排他在南方医院进行一周的考察访问，Dr Dakurah主任大叹不虚此行。回国之后，他向医院以及全科人员做了考察汇报，他很自豪地说，从中国、从广东、从南方医院，他已经找到了适合加纳的专业发展之路。
    Dr Dakurah主任称赞我说，“Dr Qu, you are a big surgeon！A big surgeon, from Guangdong, from China.”
    来自广东的“大医生”？！我有点受宠若惊。或许这只是一个恭维，但至少说明他们认可这种援非合作模式。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医生会比非洲医生高明多少，也从来不认为欧美医生会比中国医生高明多少，只不过在教育、训练和思维等方面差异，导致在具体问题上认识和看法的不同。因此，需要互相学习和交流，我尊重我的非洲同行，也善于向他们学习。高层次的援非合作就是要拓展这种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空间，或许这正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另外一种援非模式。
    记得刚来加纳时，加纳卫生部副部长讲了一句：“empty yourself, and fill in yourself”，意思是，“有付出，才会更充实”。援非二年间或许要失去许多，但此生能为传统中非友谊尽绵薄之力、做微薄贡献，人生无疑会因此更加充实、更加精彩——我无怨无悔地享受这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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