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镇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钟世镇和他的标本“宝贝”

    现在做的头颈部血管铸型标本

    1978年，钟世镇制作的首个心血管铸型标本

    钟世镇

    1925年生于广东省五华县，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现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倡导并开展了中国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精研管道铸型标本，创建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南方医科大学人体博物馆。学术任职包括中国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省创伤救治科研中心名誉主任、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终身名誉主任、国际数字医学会名誉会长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创始成就奖、中国显微外科终身成就奖等，并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房门缓缓拉开，94岁的钟世镇院士穿着簇新的白衬衫和西装裤，出现在我们这群访客面前。

    他位于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的办公室朴素而又明净。会客区的两张藤椅磨得光亮，细看却并不成对；环顾开间的四壁，两块装饰性的横匾显然都有些年头了，一面书有“润物无声”，是乙未年（20 15年）学生所赠，几案正后方则悬挂着“配角人生”四个字，这是钟世镇的自况。

    接受采访这天，钟世镇看起来精神矍铄，还用电脑浏览网页：“主要是看看新闻，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国际大势，不然就跟不上时代。”有杂志打电话来向他约稿，他委婉谢绝，放下电话后，笑着向我们解释：“过去我当运动员，也当过教练员，现在我的角色叫做‘摇旗呐喊的旁观者’———谁做得好，我就喝彩。”

    钟老的故事讲也讲不尽。他曾在战火纷飞时投笔从戎，在动荡的历史阶段，却也能安下心来做学问。执教11年之后，他才由助教擢升为讲师，1979年评上副教授时已5 4岁。而后，学界春暖，钟世镇于古稀之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76岁开始领衔国家8 63计划的“数字人”研究，参与载人航天工程……

    钟老一生利人而不争。他所投身的人体解剖学，亦是临床外科的辅助学科。然而，就在被旁人轻视的夹缝地带，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在他的引领下具有了国际影响；甘当“配角”的他，最终成为了这门学科的中流砥柱。钟世镇说：“把冷板凳坐热，才是最大的本事。”

    不负时代，拿起教鞭

    1925年9月，钟世镇降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的一座山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之间波诡云谲，借用钟世镇的话来说，五华这处“山旮旯”地方却是风雨不闻。

    钟家在当地是望族，父亲钟岐出身于黄埔四期，经年在外担任县长。钟世镇还记得，在儿时，家中尚雇着长工，他要和长工一起放牛、犁地、插秧。他读过旧学堂，后来被送进教会所办的中学，学习德文和数理化。每周一次例会上，训导主任带领全校诵读“总理遗嘱”。

    五华地区没有高中，再往上读，只能走出山区到梅县去。钟世镇后来进入当地的一所西式学堂，名为“乐育高级中学”。他的理科成绩很是出色，还在剧团担任幕后工作，是学校足球队的预备队员。

    1944年冬，二战欧洲战场硝烟将散，而侵华日军发动了最后攻势，广东地区已有半数沦陷，梅州遭到炮轰，各中学进入了不断停课“跑警报”的混乱状态。耳闻目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热血青年们纷纷志愿参军。还在读高二的钟世镇和同窗们，也积极响应号召，毅然加入了国民政府新成立的“青年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

    万里赴戎机。第一站是集中到蕉岭县接受新兵训练。钟世镇回忆：“立正、稍息、敬礼、走正步是基本功；到军事训练的时候，就学习怎么样扔手榴弹、打枪，怎么样利用地形地貌前进，怎么样分批分头突破或者撤退。”他体能比较好，又有管理才能，新兵训练之后就被挑入了军士队加强训练，毕业后入编青年军209师625团1营3连，军阶很快从列兵提拔为上士排副，当值时可以调动整个连。

    就在学生兵们频繁地行军和演习，准备建功立业时，日本宣布投降。原本只知道“军令如山、军纪似天”，突然有了静思的空当，钟世镇发现，自己参军的目的只是抵御外侮，并不是想当军官。既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转过年来，他就选择了复员，准备读大学。那时，他所倾慕的同班女生古乐梅已经考入了中山大学医学院，为了追随她的脚步，曾设想“工业救国”的钟世镇，最终也报读了同样的志愿。

    在钟世镇进入中大的1946年，医学院经过抗战时期的流徙，刚刚在百子路（今中山二路）复校，校舍可谓满目疮痍。他记得，“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门窗都没有。我们这些学生自己进去，搞个门板钉好，就成了自己的宿舍。”

    教材、教具也缺，师资也不齐全，教授大都身兼数职。钟世镇没想到，在他苦读了5年，终于将到医院实习之时，院长柯麟突然下达指令，要求他支援低年级的教学工作。那时的紧急情况是，原本教组织学的教授调往他校，临时兼课的叶鹿鸣教授本身是光华医学院的教务长，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带解剖实习课。柯麟只好对钟世镇说：“你身为团支部书记，是党的助手，要带个好头。”钟世镇体谅到学校的困难，很快欣然成为解剖教研室的一名实习助教。他并不知道，那一刻的决定将会延续为一生的轨迹。

    这位94岁的中国临床解剖学泰斗说：“本来按我这个性格，又当过兵、动作敏捷，很希望做个‘刀到病除’的外科医生，就是这个机遇，让我只能够跟尸体打交道，不能够救死扶伤了。”未能实现学医之初的夙愿，钟世镇不无感慨，但他又认为，“虽然我自己不能动刀子，但是我可以把动刀子的规律教给学生，培养他们动刀子的能力。”

    大学最后一年，钟世镇受教于叶鹿鸣教授，并全力辅助他教导学生，授课深入浅出，很受低年级学生的欢迎。毕业后，柯麟院长希望他留在本校，但是钟世镇又一次“追随爱情”，选择调往先期毕业的妻子古乐梅所在单位———江西南昌第六军医大学，专业方面则服从组织安排，继续教授解剖。

    1954年，第六军医大学迁往重庆，与当地的第七军医大学合并。原第七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的主任为国内知名解剖学专家何光篪，他是国际解剖学界鼎鼎大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教授格兰特的高足，钟世镇深感幸运。许多年后，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庆祝会上，钟世镇回忆起跟从何光篪研学的日子：“是他教会了我掌握严谨的科学研究基本功。”

    医者匠心，奠基“解剖”

    1962年，钟世镇从事教学11年后，从助教擢升为讲师。这之后，他的学术职称又有18年没变过。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他的科研与教学暂时“停摆”。

    1970年之后，钟世镇得以回教研室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准备教学用的标本。这个转机，让他兴奋不已。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到宿舍，他还有精力教同住的专家“穿骨头”，“只要接触业务就浑身是劲”。

    在解剖教研室的技术组，钟世镇一边向老技术员们学手艺，一边发挥科研精神，动用创新思维。他说：“每做一个标本，我就看看还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可改进地方；之后如果让我做一个同样类型的，我就会把过去想到的缺点纠正过来，第二个肯定比第一个要好，第三个肯定比第二个好……在技术组劳动两年，再让我回去当讲师了，我就把这些零碎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成规律，提升到理论层面。”1979年，钟世镇与同事刘正津合著的《解剖学技术》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解剖技术专著，为后辈学人广泛引用。书中不少内容，都是当年在劳动期间“攒”出来的。

    事实上，医学教学所用的人体标本并不仅有解剖加工这一种方式，还有一类是所谓的铸型标本，即是将高分子化合物用溶剂溶解后灌进人体内的管道，再用酸或碱将其他组织完全腐蚀，从而留下所需管道的形态。这类标本早已有之，只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和方法，成型之后容易折断破碎，不甚理想。

    在重回教研室做辅助性工作期间，钟世镇和刘正津利用休息日，带上自己灌制的铸型标本，或挤公共汽车，或骑上自行车，一家一家地去拜访化工厂，向技术人员征询改进建议：哪种高分子化合物用作填充剂，能做出韧性、支撑力和色泽都足够理想的标本呢？灌制时的浓度、速度，以至于温度，需要进行哪些细节上的调整？求教虽是无偿的，但化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总是很乐于接待，因为每一次来，他们都会详细汇报制作的方法和过程，提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虚心且热诚地求问。

    历次实验之后，钟世镇和刘正津终于找出了苯乙烯、过氯乙烯、环氧树脂和混合树脂等相对合用的填充剂，熟悉了各种有机溶剂的特殊性质，继而将这些方法理论化，变成易懂易学的专门著作。

    不久，钟世镇被选入了“医师培训队”，赴汉口为当地“三线建设”中的工矿企业培训医护人才。阔别讲台多年，钟世镇仍然很快赢得了学员们的欢迎，成了“医训队”教员组组长，这令他惊喜不已。但基层医护人员颟顸的业务水准，也让他深感忧虑。

    钟世镇至今记得：“我去手术室看他们做手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胃溃疡切除，跟旁边的脾动脉没有关系，但是主刀的医生对解剖不熟悉，就把筷子那么粗的大血管切断了，病人的血一下就喷到了照明灯上去……”他心下知道，这些触目惊心的手术事故，原本都不必发生，只要医生能多掌握一点解剖学知识。

    当钟世镇有权带领一个解剖学研究团队时，他坚定地将“指导临床应用”作为团队的科研取向之一。简言之，“临床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临床医生需要什么，我就教会他们什么。”这一新颖的学术观点突破了“解剖学等于形态科学”的认知窠臼，钟世镇也以持续性的建树，成为中国现代临床解剖学的奠基之人。

    古树生花，不断“跨界”

    1978年秋天，已暂停学术活动12年的中国解剖学会在广西桂林召开会议，共同研讨“解剖学的现状与前景”。会议伊始，一位刚刚考察归国的教授向众人介绍国外新出现的仪器设备：CT、磁共振、扫描电子显微镜……短短数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已将医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细层面！

    听众席间，振奋有之，失落也有之。与会学者议论起来，在这些高精尖设备的映衬之下，在组织学、分子生物学等“前沿科学”的推挤之下，以肉眼观察为基础的人体解剖学，到底还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个古老而完备的学科，是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坐在台下的钟世镇也在思考解剖学的“出路”，但他已有一些可资验证的设想。彼时，钟世镇已调入了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今南方医科大学前身），并开始领导解剖学教研室。这次大会，他不仅带来了一篇新论文，还带来了一个用他研创的方法亲手制作的心血管铸型标本。当他从提包里拿出这颗“心脏”时，很快就在专家和学者中引起轰动———只见蓝色的静脉与红色的动脉虬结成拳头大小的一团，极其精巧细致，连毛细血管网络都维持着完备的形态，不但解剖结构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

    从这次会议开始，钟世镇和第一军医大学解剖学团队逐渐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解剖学“三结合”思想，即“要与临床发展需要相结合，要与形态结构有关联的专科相结合，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相结合”，也赢得了学界同行的认可。1985年，钟世镇创办的《临床应用解剖学杂志》改由中国解剖学会主办（更名为《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一面旗帜带动了一次浪潮。

    像这样在“无路处”掘出一条新路的经历，钟世镇还有很多：1984年，他的专著《显微外科解剖学》出版，标志着显微外科解剖学这门新兴分支学科在中国诞生；1986年，第一军医大学“临床解剖生物力学实验室”成立，钟世镇带领团队深入理工医三者的交叉地带，其后成为全省、全军重点实验室，并为“神舟六号”返回舱内的座椅设计提供实验数据；2001年，当美国和韩国建立起“人体结构数据集”，开始被其他国家引用时，他率先发起“中国数字化虚拟人体”的相关研讨，揭开了中国数字人研究的序幕；2007年，钟世镇又领衔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数字医学研讨会，希冀将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临床，让每位患者自带“数据集”……

    至于1978年“惊鸿一瞥”的那个心血管铸型标本？如今，它被安放在占地1400㎡、共收藏展出人体和生物标本约2200件的南方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中。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教授格兰特的继任者MO O R E教授来参观时，也认为钟世镇团队制作的人体标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格兰特的馆藏更好。

    72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钟世镇又先后获得了4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涉足不同领域。是什么给了他不断“跨界”、不断“再创业”的动力？94岁的钟世镇说，是“问题”。

    高光时刻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于我个人来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作为一位人体解剖学的科教工作者，又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众所周知，在医学院校中，人体解剖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传统学科。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最前沿的纲要性规划中，已经找不到人体解剖学有关的科研选题内容。就在这种现实状况下，没料到，在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竟然还有人体解剖学代表者的一席之地。这是学术界对我们临床解剖学这个科研方向的认同和支持，是对我们这个研究领域的鼓励和肯定。

    ———1997年12月，钟世镇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庆祝会上的发言

    对话

    “只有自己强大起来了，才有话语权”

    南都：你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代，现在回看，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钟世镇：我们经历过国民党的时代，那就是东亚病夫的时代。人家爱欺负我们，就欺负我们。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要自强不息。只有自己强大起来了，才有话语权。

    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奋斗，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已经今非昔比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是感到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的祖国很有前景。所以，我希望能够长寿，看到我们祖国发展得更辉煌。

    南都：能否给当代青年提供一些职业发展上的建议？

    钟世镇：因为我们那辈人院校毕业出来之后都是统一分配，不是自己去选择。现在不同了，择岗就业也变成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了。

    我认为青年人首先要在院校里学习适应环境的基本功，心态上要知道，择岗就业不可能万事如意，因为客观的世界不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而且，学会适应岗位太重要了，因为你毕业以后，一定要在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工作，所谓的试用期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完成你的岗位工作。所以我希望青年人要有好的能力，还有好的心态，能够随机应变，把分配给你的岗位工作做得最好，最能够发挥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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