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英国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发布2013年亚洲大学排行榜。前50名中，香港地区高校占了6个席位。除香港科技大学[微博]连续三年蝉联榜首外，香港大学[微博]、香港中文大学[微博]、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微博]和香港浸会大学[微博]均榜上有名。此前QS公布全球大学学科30强排名，香港院校也有3个学科进入前10。

　　香港地区的高校为何能在全亚洲的高校中遥遥领先？港校的办学经验对内地有哪些借鉴之处？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管理层以及专家学者，在最近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分别给出了他们的看法和解答。

　　招生，要抓住机会“推销自己”

　　位于香港九龙塘的香港城市大学，主校园面积15.6公顷，大约是沪上名校复旦大学[微博](邯郸路校区)的五分之一，说它“袖珍”并不为过。

　　程星，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他的办公室，在学校外事处一个普通办公室的隔间里，十来个平方，甚至没有独立的会客厅。

　　对程星来说，这个办公场所已经足够大，因为更多时间他在外东奔西走——为了招生。

　　最近这两年，程星频繁跑内地，31个省招办，他跑下了三分之二。其实，香港城市大学每年只有200个面向内地生源的招生计划，轻而易举就能招满，但程星亲自挂帅，大有一副和内地顶尖名校比肩的架势。

　　“我曾去过一个内地的重点中学做招生宣讲，无意中看到了张贴在学校里的大红榜。被北大清华[微博]录取的学生排在红榜榜首，接着是被美国常春藤院校录取的学生，以及被内地其他重点大学录取的学生。红榜垫底位置，才轮到被香港高校录取的学生。”程星解读这份红榜，觉得其中不失“中国特色”。比如，时至今日，考入清华北大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仍是政绩的一部分，对中学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所以清北两校比美国常春藤院校更“拿得出手”。但这份红榜也多少暗示，香港院校在内地招生可能占不了太大便宜。

　　和欧美以及内地名校抢生源，这种招生“腹背受敌”的局面，并难不倒香港院校。实际上，除了面向内地招生，包括城大在内的所有港校，每年都要招募世界各地的留学[微博]生。这意味着，他们长期和世界各地的高校打招生硬仗。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拼命地推介自己的学校，让他们了解学校，一个个地说服年轻人心甘情愿地离开父母和熟悉的环境，到香港学习、生活。”为了确保学校的国际化程度，港校的招生官们个个都把自己当成“超级销售”，哪怕西方一些国家和很多非洲国家的学生连香港在哪里都不知道。而在香港沙田区的香港中文大学，抢滩内地优质生源的雄心更甚。港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周陈文琬透露：该校2014年将在深圳开辟新校园。这直接意味着，今后港中大将招录更多内地生。

　　目前，就读港中大的内地本科生已超过2000人。从1998年开始面向内地招生以来，该校已网罗了不少内地的状元和优等生。但周陈文琬说，为了优中选优，学校针对内地生的特点，暗暗调整过一些招生策略。

　　包括港中大在内，很多港校的课程实施全英语教学，通常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一定要求。但周陈文琬告诉记者，该校好几年前就注意到，内地很多农村的学生，从小的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英语水平一般，但这些年轻人思维活跃，基础知识很扎实，如果用一道英语门槛把这些好苗子拦在大学门外，着实可惜。

　　从2005年开始，港中大取消了自己的单招面试，参考内地的统一高考[微博]成绩，这在当时成为新闻。

　　据说，刚取消面试的那会儿，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几乎被校内的同事骂死，很多教授责问，“学校自己招学生，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能放弃面试，直接凭着高考分数就录取了？！”其实，这一招生策略调整也是出于招生老师在内地的观察：有能力参加面试的孩子，一般来说家境相对好一些，至少能支付得起路费和食宿费。可对偏远地区的贫困学生来说，尽管他们很优秀，但为了省下面试的花销，可能会放弃报考港校。

　　也正因此，当国内众多大学从2003年以后不断加入自主招生行列，对高考分数投出“不信任票”时，港中大等港校反倒放弃了针对内地生的面试，通过高考成绩统一录取。

　　一位香港本地的学者用了一则比喻，形容港校和内地高校在招生时的差异。“香港院校招生，更像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讲究效益。而内地很多高校，有时候似乎还端着架子，奉行着计划经济那套。”

　　“3转4”一年间：港校改革加速

　　2012年，香港高校学制与内地正式接轨，实行“3转4”，即大学本科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此前，香港的高校为3年制，内地生赴港须先接受一年预科学习，修习香港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课程。

　　毫无疑问，学制改革对于香港高校的影响巨大，甚至构成了挑战。4年制的大学课程，应该如何做整体规划和设计？根据现有的办学条件，开授新课但师资力量不足，又该怎么办？

　　但在大多数港校，无论是学校管理层还是普通教员，都发自内心地说，这项改革是一个好消息。并且，这绝非一个轻举妄动的改革，记者从港校高层获悉，为了迎接“3转4”，香港高等教育内部的准备工作始于10年前。

　　通识教育的意图：“有教养的人应反思的课题”

　　“很多大学教授早就提过意见，认为香港高校实施的3年制教育太匆忙，可能对学生今后发展不利。”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白杰瑞说，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无疑让港校有了从容地开展通识教育的时间。从全球高校发展趋势来看，越是好的大学，越重视通识教育。在这一点上，港校无疑需要后来居上。

　　在香港中文大学，实施四年制后，学生的课程安排有了显著变化。所有新生都需必修“与人文对话”和“与自然对话”两门通识课，阅读《圣经》、《论语》等23本古今中外经典。这类通识课程不设考试，导师透过课堂讨论、论文和读后感等方式，引领学生反思个人价值、了解人类对宇宙的概念等课题。比如，在“与人文对话”课程，学生阅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谈及朋友分类的篇章后，导师会要求学生按个人经验，评析理论是否确切，让学生反思朋友的意义。

　　据了解，在这两项课程成为全校必修课前，港中大早在2009年起就启动小范围试点。在学校看来，通识教育的实施，是让“思考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反思的课题”。

　　招募“临时教师”，缓解师资危机

　　但对很多高校来说，新增课程直接带来一个管理问题：学校师资配备不足。尤其是通识教育，要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对教师的授课能力极为讲究。

　　香港城市大学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全球各高校的教授们抛出橄榄枝，鼓励他们利用自己的学术休假到香港任教一学期或者一年。学校在网站上公布课程的具体任教要求，然后进行面向全球的“临时教师”遴选。

　　“如果一下子扩招太多新老师，以后肯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聘任一些国外有经验的教授。另一方面，学校也鼓励年轻的博士后或者博士通过任教这些课程积累教学经验。”程星介绍，去年一年，学校就通过这种方式招募了100来名“临时教师”，对新入学的学生来说，他们有机会接受优质的通识教育，而学校也能通过招募临时的年轻教员，无形中搭建了一个“人才蓄水池”，堪称一举两得。

　　保持竞争力，“在场”意识不可少

　　据说，一些港校的管理层早就预计到“3转4”改革迟早会实行，所以在去年政策正式推出前，不少大学就早有所准备。

　　程星说，城大甚至从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4年制课程的顶层设计，而当时，“3转4”最多只是很多老师们坊间议论的意见而已，在政策层面上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借着“3转4”，不少港校也飞快完成了另一项改革——从过去按专业入学到如今的大类招生的改革。

　　周陈文琬说，港中大有60多个专业，除了医科、教育这类专业需要学生有坚定的职业志向外，更多的专业对于高中生而言太陌生。所以，港中大鼓励学生在一年级广博接受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从二年级开始选专业。

　　“香港高校一直很注重国际交流，但在过去的3年制下，出去访学显得困难，因为时间太紧了。”“以前学生社团的主要社员和队长都是二年级的，因为第三年就要毕业了。现在大家有了更宽松的、更好地体验大学校园文化的机会了。”……尽管学制改革实施才一年，但香港的高校似乎在寻求这一轮学制改革中可能蕴藏的发展机会。

　　“香港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它可能出台具体的改革举措不是最快的，但一直在关注世界各地的大学在教学、科研制度改革上的进展和做法。”在香港大学，长期研究教育制度的白杰瑞也听说，校方对待“3转4”，态度上审慎，但也有周密的课程计划和部署。

　　基于一些历史原因，大学三年制曾是香港向英国大学看齐的“产物”，而港大是香港本地高校中沿袭英式教育风格相对最浓重的学校。但在你追我赶的办学竞争中，一所大学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必须眼观四方，向强者学习。

　　用白杰瑞的话说，香港高校保持自己竞争力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场”——哪里热闹，它就到哪个地方去近距离观望、学习，“谋定而后动”。

　　一流高校，必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

　　虽然大学排行榜形形色色，每个排行榜选取的排名因子不同，但香港高校总体实力在亚洲领先是不争的事实。

　　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白杰瑞，从不同维度介绍了港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

　　经费管理，港校的严苛难以想象

　　文汇报：在香港高校任教，教授的压力普遍很大，但有意思的是，教授们对学校的忠诚度却出奇地高。有人说，在港校当教授幸福感很高，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程星：香港多数高校的教职，真正地实行了全球招聘。以我个人经历来谈，当时我从美国回来，到城大工作，有人就问，你在校内有什么关系，认识了学校高层？其实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就是从美国投了一份简历，然后就应聘成功了。在全球招聘这一点上，香港的高校甚至比美国高校还要彻底，这是保证师资力量的一个关键。

　　另一方面，港校对于教员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任何一位教员都不敢随便到外面挣外快或随意接项目。教师如有意做一些项目或兼职，需要经过学校严格审批，否则廉政公署可能马上就要找上门。这样的规定是刚性的，为了保证教师能够安心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任务。

　　我常去内地，听一些高校教授私下抱怨自己待遇低，钱少。但我也看到另一个情况：虽然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听上去很严格，但也有人能想办法从科研经费里挪出一部分来招待客人、吃饭宴请。而在香港，不要说普通教授，学校管理层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港校对经费管理的严苛，说出来可能让人吓一跳。比如教授去出差，学校有一个很厚的本子，记录着世界上每个主要城市的消费水平以及学校相应提供的津贴。所以教授出差回来报销，无需提供发票，因为学校早有各地的差旅标准，超标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这一点，连美国的大学都没有香港高校做得这么细。

　　说实话，现在和内地的教授们一起吃饭，我最怕谁晚上吃饭的时候兴致高了，即兴说要开几瓶酒。要是有人这么说，我就完蛋了，因为我得自己埋单。学校的接待餐费是有预算的，普通吃一顿晚餐没问题，只要一开酒，那肯定超标。

　　培养人才，不要把问题简单化

　　文汇报：围绕拔尖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内地高校不断在探索各种改革方案。在这一方面，香港的高校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分享？

　　白杰瑞：恕我直言，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一些教育界人士似乎被灌了“迷魂汤”，简单地认为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是大学有问题；认为中国培养的人才太“专”，后劲不足，所以要效仿美国实施通识教育，仿佛只要这一点做到，中国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在我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当中国拼命想向美国学习的时候，不少美国教育界人士也在忧心地呼吁“中国教育赶上来了，美国怎么办”云云。可能每个国家的人都很焦虑，对教育充满期待，觉得高教和国力的联系太紧密。

　　内地高校要办出更高水平，应该先冷静地梳理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内地高校培养的人才都没有创造力？我看未必，在某个领域或在某个方面，中国人一定有自己的创新力，这需要做深入挖掘、分析，然后扬长避短，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一些办学模式。

　　“圈养”留学生，国际化怎么可能

　　文汇报：在办学国际化方向，香港高校具有鲜明的优势。根据您的观察，内地高校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程星：有的内地高校留学生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港校。但在管理上，这些大学对留学生实行“圈养”，盖了留学生楼。平时，留学生和留学生在一起，和本地同学是分开的。

　　但在香港的高校，留学生则是和本地学生同吃、同住、同学，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学生“搓”在一起。对学校来说，这会滋生很多管理上的难题。比如，有的外国学生在寝室酗酒，行为比较张扬甚至疯狂，本地同学可能受不了，又不知道怎么面对。但这些不适应甚至生活上的冲突，也是大学要给学生提供的历练机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才，除了有学科背景、语言能力，还需要懂得沟通，懂得和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应付各种局面。

　　大学招募留学生，本来就是提供一个多元的文化和教育环境；既然如此，这一点就应该在学校管理上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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