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外医疗工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省委、省政府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承担第6批援加纳医疗队派遣任务。经过层层选拔，珠江医院心血管内科陈安、神经内科颜振兴、眼科张彩霞和影像诊断科林波淼4位医生入选医疗队，于2016年12月17日凌晨正式出征飞赴加纳，代表医院承担为期1年的援加纳医疗任务。

经过2个多月的漫长等待，在加纳大使馆经商处柴参赞和李秘书的反复沟通下，我们终于正式拿到在加纳的“上岗证”——医师执业证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正式前往中加友好医院（LEKMA医院）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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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到加纳时，恰逢总统换届选举。新总统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于2017年1月7日宣布就职，重新任命了绝大多数内阁各个部门的部长，其中包括卫生部部长，大多数的政府审核工作因此都陷入停滞状态。我们医师执业证能这时办下来,已经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了。
    3月6日是加纳独立日，相当于中国的国庆节，全国放假一天，院方安排中国医疗队在独立日的第二天上班。上班第一天，我们准时7点半从驻地出发，到达医院时刚好8点,可是第一天上班就吃了”闭门羹”。
    医院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原来是口腔科的房间）给中国医疗队做办公室，可以在这个房间更换白大衣，休息和午餐，医院行政办公室助理Richard负责保管房间的钥匙，结果他居然忘记我们今天上班的事情，接到电话才往医院赶，我们在门口足足苦等了1个小时才拿到钥匙。
    穿上白大衣，我迫不及待前往眼科门诊，却被护士告知，她们还没准备好，准备好了再来叫我。加纳医生的工作状态原来是这样，8点上班是针对护士的，她们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医生才前往看诊。一直等到10点，我终于等来了护士Josephine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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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大门口的接待台，一大早就排满了病人，但非常安静，没有喧嚣声。我工作的眼科医生办公室，门口没有标志，没有人带领，几乎无法找到，大门紧闭，非请不能入。门口虽然坐着满满的人群，但人人都安静的等待着，门口坐着一位垂头扶额的老太太，我事后才知道，她早上7点多就到医院，直到下午2点才轮候到。经检查，发现是很严重的前葡萄膜炎，前房积脓，发病已经近1个月。此刻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候诊，忍受着眼痛的折磨。

    我所在的眼科，只有一个加纳医生Dr. Aidam，拥有医师资格证，据说去南非开会兼休假去了，归期未定。平时在科里上班就是护士和视光师AMA，加纳的护士和视光师都可以看病、开药，但不可以做手术和有创治疗。
    我接诊的第一个病人非常温文尔雅，懂英语，发音也比较标准，我们沟通很顺畅。原本还有点忐忑，此刻，熟悉感油然而生，处理起来游刃有余。除了语言和国内不同，其他没什么不一样。

    至于英语口语，简单的倒没什么问题，遇到稍稍复杂，涉及到专业名称的时候就会卡壳，有时得用手比划，甚至借助电子词典。尤其是遇到口音重的病人，混杂加纳英语和本地语的，甚至完全不懂英语的，只能靠比划和猜，以及旁边的护士帮忙。
    我积极的沟通态度，也得到了热情的回应。第一天的门诊工作，算是顺利无障碍地完成了，实在太有成就感了。
    非洲人，在我看来，确实是爱说爱笑，性格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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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语言沟通，病历的翻阅和书写也是一项挑战。外国人的英文书写习惯和中国人的英语教学完全不一样，而看医生的手写体更是极具挑战性。随手翻开一份病历，满眼是各种麻线状、缠绕弯曲的、大大小小的字母，尤其是还有很多缩略词，有点儿头疼。
    病情复杂、病程较长、病历较厚的病人，我翻了几页，就感觉眼睛有点儿花了。不过辨认清楚了之后，再次看到类似的内容，也可以一扫而过了。
    在加纳工作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人习惯一日三餐，中午午休；而加纳人大部分是一日两餐，中午不吃，或者随便吃点烤大蕉、花生米之类的食物。从十点开始，工作到下午近三点，实在撑不住了，便匆匆前往医疗队办公室，囫囵吞枣地吃个“战斗餐”。
    这家医院眼科几乎所有设备耗材都是中国捐助的，国旗的标志十分醒目，看了很有自豪感。穿着带有国旗标志的白大衣，用着贴有国旗标记的捐赠仪器，记着自己是一名中国医生，做的每一个诊断决定，都代表着中国医生的水平，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时刻提醒着我，不辱使命，援外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