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青春偶像不论写什么、做什么都会受到粉丝铁了心的追捧,就有点不理性了。一个社会能否抵制这种不理性,要看粉丝能否走向成熟,从无条件的跟随中解放出来
很难想象我们的电视文艺竞赛中会有一位“苏珊大妈”胜出。节目组在初审阶段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不屑,劝她“歇一歇”。如果一个社会偏爱经商业包装后容易出彩的青春形象,那么质朴感人的经历和对音乐的无私无我之爱自然就退居二线了。
19世纪美国文化的代表爱默生曾讴歌青春,但认为青春要有价值,还应具备社会品质,“为了千万大众的利益,贡献他精致的研究,坚持不懈的努力,自我献身精神”。这位最大胆的青春捍卫者承认,年轻也会留下遗憾,不过没有大碍——“年轻只是一种我们将来可以逐渐弥补的缺点”。
中国的青春崇拜大约始于晚清。当时一位维新人士将文章分为冷、热两类,前者“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后者“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少年中国说》无疑属于“热的文章”,梁启超在这篇名作里将“老年”和“少年”视为对立的两极,一口气排炮般举出“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等9个对比。看来好坏对错纯粹取决于年龄;只要年轻,美好的未来就会拥抱你。从此之后,引领时代的风气就是把青春与老年相对立,“少年人如朝阳”的比喻也屡屡出现,而老成、审慎和经验反而成了缺点,甚至罪过。其实,一天里的每时每刻循环往复,没有贵贱之分。日落日出,就同生命的翕张,同等重要,一样壮观。
青春也有被拒绝的时候。2006年美国利德尔和布朗公司推出哈佛女生卡维娅·维斯瓦纳坦一部小说,这部自传体小说很快遭到剽窃的指控,19岁的作者并没有因为她的才华与青春得到社会的特殊照顾,出版社决定将小说从书店下架,与她签订的合同也随之作废,某电影公司则取消了根据作品拍片的计划。涉嫌抄袭的文字只占整部小说中很小的篇幅,不能说作者没有才能,但是她的文学生涯恐怕已经终结了。美丽的青春救不了她。
假如卡维娅生活在别处,假如经纪人能够为她宣传造势,经营出很多在长相和做派上要求颇高、文学上要求不高的粉丝来,她还是可以春风满面地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然而在崇拜青春偶像的“粉丝文化”氛围里,情况完全不同。
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翻译家林纾强调,辨别少年、老年的标准不是年纪,而是心态。民国初建,人们的国家观念依然淡薄。他有所针对地说,凡是有国家思想、能投身社会和时代并为之出力的人,即使八九十岁,也是少年;若无国家思想,步步徇私为己,即使年富力强,官运亨通,也是无用的行尸走肉。他发誓,即使自己已老,也“一定贾我余勇,极力推车,请诸君稳坐其上,看我老骨头出许多血汗也”。这把老骨头里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源自振兴国家、服务社会的热望。
其实梁启超也意识到青春有其缺憾。1905年,他在部分留日学生身上看到鲁莽专断、意气用事的一面,深深戒惧:“惧吾国民常识之幼稚,断事之轻躁。遇一问题之起,不肯虚心研究真相,不虑其结果如何,而凭一瞥之感情以为标准。其异己者则惟挟意气以排之。”这些文字现在读来像是针对如今网络上的粉丝而发。
通过各种传媒工具精心打造青春偶像,在目前的环境下还是有利可图的。得到粉丝太多的宠爱,因而飘飘然,并不利于弥补青春所特有的缺点,严重一点的就像道连·格雷的画像,心灵已经衰老朽败。一旦青春偶像不论写什么、做什么都会受到粉丝铁了心的追捧,那么他或她就会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失去理性。一个社会能否抵制这种不理性,实际上要看粉丝能否走向成熟,从无条件的跟随中解放出来。对着偶像尖叫,的确是过瘾,心跳加速,独立的判断和思想却不能放假休息。
浮华世界的派对喧闹不已,射灯打出令人炫目的强光。灯熄人散后,只见满地都是五彩金属箔饰片,原来闪光的未必就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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