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此前报道，从2月16日至24日，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法医学院刘良教授率领团队完成了9例新冠肺炎遗体病理解剖。

在全国翘首以盼本次新冠病毒的重要发现之际，健康时报记者采访了当年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之际，直接上台解剖了第一、二例遗体的女法医王慧君教授。王慧君教授也是一手创立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院的老院长。当年亲历解剖过程以及她参与团队的病理学研究，其病理研究结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有效帮助。

王慧君教授指导学生。受访者供图

17年前一个电话就冲去了病理解剖的一线，既害怕又不害怕

“17年前2003年，我已经忘记了几号，只记得是正月初十一（注：记者查询日历发现当日是2003年2月11日）当时还在家休息，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们要去做SARS逝者遗体的尸检。”当时还在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的王慧君教授对健康时报记者回忆。“当时病理学教研室的主任丁彦青教授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也没多说，只说党员需要带头上。”

当年和今天情形十分不同。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没多久，国内多个研究团队不仅找出了致病的新冠病毒（COVID-19），甚至已经迅速破解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同样是在2003年，虽然现在都知道致病的也是一种冠状病毒，但在当时对于致病微生物到底是啥却并不清楚。

有一篇《诚实的胜利——SARS病原体之争始末》的报道曾经记载，在2003年广东省第一场有关疫情的发布会之际，鼠疫、炭疽、禽流感、腺病毒都已经被排除，然而衣原体却被当作了致病的元凶，这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

但钟南山院士代表的一些医务界专家却顶住了压力，认为衣原体致病并引发大规模传播的证据不足。虽然肺炎衣原体也可以引起非典型肺炎，但如果是衣原体的话，红霉素等一些抗生素是有针对性的治疗作用的，可这一次为什么用了那么多抗生素却没有任何效果？

“这一次新冠病毒的解剖还有我们上次的SARS病理解剖做一点参考，但我们那个时候解剖是没有任何参照的。未知的病原体具体攻击哪些人体器官和组织，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解剖和病理分析就变得非常的迫切。这也要感谢钟南山院士，他秉持尊重科学、追求真相的执着精神，推动了这次解剖。

由于，作为广东唯一有资格进行SARS尸解的原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教研室接下了解剖首具SARS病人尸体的任务。于是当时丁彦青主任便在病理教研室组织了一个党员小组，来共同完成这个任务。”

王慧君1978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她毕业后先当了一名病理医生后又学了法医，并爱上法医职业。1994年曾赴德国ESSEN大学攻读法医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回国后又在同济医科大学做了博士后。博后出站便被特招入伍到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室从事法医病理工作，光荣的成了一位女军医。那是我既是病理医生，又是法医病理医生，还是党员。从职业责任而言，对传染病解剖，当然是义不容辞，再危险也要上。”事过多年，王慧君谈及此事还是透出一股豪气。

由于首例SARS尸检尚无具体指导措施，当然也还没有资料报道SARS病毒在尸体存活的时间及主要传染方式，因此只能参照相关条款,。王慧君在德国访学的时候，曾做过艾滋病的尸检，根据她的了解，类似于艾滋病病毒在过世的人体内大概可以存活三天，因此遗体如能放置三天以后再做尸检对参与者感染风险更小。

事后，王慧君在当年的《中国病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完善病理解剖间建设及SARS解剖人员保护”一文中提到，从SARS 病原活性推测, 以及SARS临床传染特点来看，SARS至少是在临床上比艾滋病具有更高接触性传染的疾病。因此SARS尸检的防护也应达到比一般传染病更高的标准。特别是在当前对这一疾病的传染性还存在着许多未知数的情况下, 严密的防范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当时真的是太急了，根本来不及考虑那么多。说上就上了。” “没有P3级别，就是获得省卫生监督部门认可的普通解剖室，污水排放合格。17年前根本没有今天这样好的医用级防护服，我们里面穿了一层棉的手术, 外套一层隔离服戴了两层口罩(里面的是一层厚厚的棉纱口罩，外面一层是一次性的)，没有护目镜，用防护眼镜代替。穿雨靴套个鞋套就这么上了。”

含着泪完成4例解剖 其中两例是殉职的医护人员

组团以后，丁教授带着党员小组一共做了4例SARS逝者的遗体解剖。所有解剖都在死亡当天完成。第一例、第二由王慧君教授主刀。王慧君至今记得，解剖一开始，身边的助手可能是手生，也可能太紧张，上来就把一根大一点的血管剪破了，“血当时就喷到脸上，当时只是擦了一下，拖到最后解剖完毕了，脱了解剖服才用酒精消了一下毒。幸运的是，事后啥事也没有。”

不明致命微生物没有吓退王慧君，但是有一件事触动王慧君却很深。所有的遗体捐赠背后都是家属的无私奉献。比如第一例SARS逝者老太太的家属一开始也是不太愿意，但后来听说是为了医学事业做贡献，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让王慧君动容的是四例捐献的遗体，有两例来自牺牲在这场战役中的临床医护人员。

“当时正好是SARS疫情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据后来的公开报道中有33%医护人员感染。而且早期有一些医护人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医护人员不仅仅因为临床一线而牺牲，而且他们也是最理解尸检的意义所在。所以他们过世后其家属无私的捐出他们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希望能抓住元凶，为临床治疗提供帮助。王慧君介绍，因此最早的4例遗体解剖中有2例都是殉职的医护人员。王慧君深受感动，下决心做好手头的工作，不辜负这些逝者和他们身后家属们的伟大付出。

“由于比较专注于解剖，我一直到做第二例第三例的时候状态都还好，但是第一例手术下来以后，身边同事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感冒的症状，可能压力太大。但我的心理比较强大。事后啥事都没有，所有参与解剖的人以及周围区域人，都没有感染发病。讲起这段让人惊心动魄的经历，王慧君却十分淡定。

法医不仅能解读死者，而且也能帮助生者

事实上，法医做的尸检取样只是第一步，后续病理分析才是关键。王慧君不仅是法医，当时也是一位从业13年的资深病理学专家。

丁彦青教授带领团队一起进行病理研究后，发现这种感染和细菌性感染明显不同，和衣原体感染也不一样，考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关键是病原体也在此次尸检被发现：3 例肺泡上皮细胞内均可见典型的病毒包涵体, 透射电镜观察可见病毒颗粒。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综合各国病原学研究结果宣布该病病源体为冠状病毒变异株，并命名为SARS病毒。

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是肺和免疫系统。王慧君介绍，“通俗地说，病毒感染肺泡的上皮细胞后，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肺泡上正常的贴着肺泡壁的细胞都撬下来，这些脱落的细胞和炎症导致的细胞渗出物一起填满了肺泡腔，形成透明膜，最终导致双肺实变, 实变部位无法进行有效呼吸，临床上出现呼吸窘迫，就是俗话说的透不过气来。

此外，病毒对免疫系统的攻击也很激烈，也就是所谓的“炎症风暴”。这次SARS病毒主要攻击免疫系统，如果说艾滋病的HIV病毒造成的是长期慢性的攻击的话，那么SARS病毒就好像诱发了一个对免疫系统的急速猛烈的攻击，免疫系统受损之后，全身多个器官受累，肝、脾、肾的小血管都有损伤，都有出血，免疫器官坏死，且坏死很严重。为了抑制免疫风暴，当时也用了一些包括激素在内的免疫抑制剂，在使用时间和剂量上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产生了继发感染的风险。尸检结果为后续合理使用激素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参考。

这些结果最终不仅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英国《病理学》这样知名的国际期刊上，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医生的求真和无畏精神。关键还第一时间形成病理学报告提供给了钟南山院士等临床团队，为后续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尸检和病理学研究是是病理医生和法医病理医生的职业所需，传染病的尸检是这些医生们不可回避的责任。王慧君表示，“我的职业不可能推给别人，更何况我当时还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有担心，但没有害怕，也不想说这件事有多高尚，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本想治病救人跟活人打交道的，做法医并不是我当医生的初衷。”但这段经历让王慧君教授更加坚定了做法医的道路。从哪以后，她从零起步，开始创建南方医科大学法医学学科，从一个教研室的建设和建立开始，到法医学院的建设完成。

她说“法医的作用很大，不仅能解读死者， 而且也能帮助生者。”她为从事这个事业而感到光荣，认为为建设这个学科出力，是学习那些为医学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们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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