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蚊大战 风过留痕

    冷空气来了，周遭再也不是刺鼻的灭蚊水味道，也没有了四处飞舞的蚊虫。但小区大门口悬挂的告示上，依然用标红的字体诉说着本小区在2014年9-11月间有47人感染了登革热。绿化带的树木间，更是拉起了横幅———“清理积水、从我做起”、“防治登革热，人人有责”……家住海珠区华洲片区的李贵余怎么都忘不了那种因蚊虫叮咬后带来的疾病，全身皮肤泛红，少数没有变红的皮肤，则透露出瘆人的惨白，更别提那种动辄冲上40摄氏度的高热。

    40岁的他是去年广州乃至广东登革热疫情中的一名普通感染者。这场从1月开始出现输入病例的大疫情，几乎贯穿了全年，广东全省21地市无一幸免，最新通报显示，全省有45171人感染、确诊，6人死亡。主要疫情发生城市广州有37354人感染，5人死亡，数百人因为这一疾病，曾经危殆到要进行重症监护，累计发生的医疗费用保守估计都以亿元计。更别提在疫情大暴发阶段，全民动员开展的运动式灭蚊工作。

    上一次广州暴发登革热在2013年，但疫点集中于荔湾区芳村和佛山交界处，全年累计病例1000多例，无死亡病例。再上一次超过千例的大暴发，则要上溯到2002年。而在2014年，累计报告的病例数，几乎是从197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历年总和。

    根据广州市卫生局、广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显示，2014年输入性病例早发，广州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登革热传统疫区)疫情严峻，是广州高发的外在因素。1月有了第一例输入病例，直到6月，仍然是以输入病例为主，本地感染病例开始缓慢增加的态势。情况到了8、9月间出现了骤变，一天新增几例病患的局面，逐渐被刷新为几十例，几百例，到9月下旬、10月初，则以每天上千病例的数量骤增。而欠缺前期宣传的灭蚊行动，在最初期还不被市民接受，因为到了8月中旬，疫情开始出现骤增苗头时，市民并不知道今年的白纹伊蚊来得如此凶猛，传播登革热如此肆无忌惮。直到随后的宣传加强，陆续有通报登革热造成的死亡案例出现，市民参与灭蚊、配合清理积水的积极性才被调动起来。而此时，要想立即扑灭登革热疫情，已经非常困难。

    为什么是2014年？为什么是广州？在疾控、热带病专家看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原因和市民早期参与度不够等诸多因素外，对于传统疫区来穗人员的监测管理不及时，以及疫情暴发后灭蚊举措的滞后，也助推了疫情暴发。

    城乡接合部的积水横流、卫生死角助推疫情在白云、海珠等区的发展，而这些城乡接合部，往往又是外地务工人员高度集中、人员密集的区域。

    广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的迟缓，也是2014年疫情暴发的一大主因。广州市爱卫会原计划每年的3、4月开展清理蚊虫孳生地的爱卫运动，可参与度和效果并不好。

    全市总动员开展的运动式灭蚊行动，则引发了诸多的担忧。“一周最多两次就有效的灭蚊药物喷洒，天天喷洒后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蚊子出现的耐药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南方医科大学热带医学专家陈晓光教授已经开始了类似的研究。

    “而大量、不科学使用的杀虫剂，即便再低毒，它也是毒，蚊子吸收的有限，最终还是会通过土壤、水体，造成环境危害，这类危害最终还是会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公共卫生专家、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向南都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至于为灭蚊而引进食蚊鱼，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外来物种入侵广州的生态事件，至今依然是生态学者心头暂难消弭的隐忧。正反双方迄今仍各执一词，谁也没有最终说服谁。

    只是为了预防和控制登革热，广州能调动的资源和能想到的办法，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落实和应用。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智聪说，“经历了2014年的登革热大暴发，明年的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国家督导组联合省市疾控部门已制定了登革热防控长效举措，上呈政府部门。比如加强对输入病例的早期发现和管理，加强蚊媒控制，在化学灭蚊的同时，明年及早开展全民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让所有市民(全部为易感人群)积极参与。”

   新闻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G/html/2015-01/05/content_337113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