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对文学的呵护、热爱确实为我们其他高校树立了榜样。一所大学由于有了文学的存在，它才更像一个大学的样子，离开了文学很难说大学像个真正的大学。所以，作家的到来、文学的到来，会使大学增加很多光彩，升起暖意与光亮，它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
3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文学院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余华先生入校仪式暨“先锋的道路：余华创作30年研讨会”在该校举行。在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先生的主持下，余华同与会诸多名家欢聚一堂，畅谈成长中的激情岁月、校园中的逸闻趣事和文学的担当与传承，成就了当代文坛多年不见的一段佳话。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和对文学的坚守，不仅让一所大学的校园文化进入到更广阔更深厚的精神领域，形成自己传承圣德、立言、尚善、乐韵的特有精神气质，而且让大学校园以中国当代文学圣殿的形象走向世界，与世界文明汇流，呈现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气象。
研究生班：那些闪亮的日子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聚会，为的是欢迎著名作家余华作为驻校作家返校来讲学、研究和创作。我家离这很近，就在校园里。今天从家里过来，我感到一种春天的气息，因为树都绿了，太阳是这样温暖，特别是看到那些树——那些树是我半个多世纪前入学的时候，也就是1955年我们亲手栽种的，现在都成长为参天大树。今天见到余华，我不再用我在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教室里给他们讲课时那种眼光看他，我觉得他也成长了，也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我为他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在余华驻校仪式举行的日子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庆炳教授虽已年近八旬，但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还特地把自己收藏的余华的硕士毕业论文带到了现场。
童庆炳教授所提到的鲁迅文学院，是指1988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首届也是唯一一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当时，中国文学创作百废待兴，文学领域新人辈出。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在中国作协支持下，在大学本科阶段创办了作家班。然而，这难以满足青年作家学者化需求，于是北京师范大学向国家教委提出了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的申请，并很快获得了批准。经过近两个月的作品审查和两位以上专家的推荐，研究生班录取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刘毅然、严歌苓、毕淑敏、洪峰等近40名青年作家，童庆炳教授正是这个研究生班的班导师。
据介绍，由于这个班的教师均为首都高校和研究单位学有专长的教授和研究员，他们认真负责、高质量的课程讲授，为这批青年作家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这个班根据学员都有相当丰富创作经验的实际，采用了拜师带徒和举办学员作品研讨会等教学方式。加上一批思想活跃、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聚在一起的交流切磋、互相激发，两年半后，在毕业之际，他们有了丰硕的收获。除了完成14门的学位课程和专题选修课程、修满30分以上的学分外，他们在校期间作品创作和发表的数量是相当惊人和喜人的，在全国各种文学期刊上，他们的名字频繁显著地出现。莫言、余华和迟子建等人的作品在国内影响很大，摘得了众多文学奖项，更是点燃了人们心中久违的梦想。不仅如此，他们的世界性影响也显现出来，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他们的创作。这也是中国文学的收获。
对于北京师范大学这所深具人文传统的百年老校而言，这个班则不仅仅是传承传统的锦上添花之作，更是一所大学对推动一个国家的文学传承和创新，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国独特贡献这一庄严使命的承载。
先锋道路：大学的文化使命
回到母校的余华，仿佛穿越到20多年前那段青春岁月，话语中不无大学男生的顽皮：“看到台上有莫言的签名，我想起以前模仿过他的签名，他的签名其实很好模仿，20多年前，在我们都是童老师学生的时候就很熟悉，但现在已经忘了怎么写。”
他回忆起多年前的校园往事仍津津有味：“我想起1991年初，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的那天，正是我们毕业的日子。童老师专门给我们致辞，现在在这里的只有我和莫言，别的同学都没来。很荣幸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成为童老师的学生，那时我们有点胡作非为，因为童老师罩着我们，我们有很多故事。而且，我跟莫言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他所有的毛病我全知道，我所有的毛病他也全知道，但是我们都不说。”
当然，他也抑制不住对母校的“撒娇”：“1991年毕业以后我回到浙江，在嘉兴市文联工作，当时嘉兴市文联有一个内部刊物，要提拔我当副主编，但是需要政审。虽然我们这个班是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但我们的档案在北师大。政调函寄到学校，等了半年后回信‘查无此人’，这辈子唯一一次当官的机会就这样没有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简历里面写北师大毕业。之后，记得有一年北师大搞校友活动，也邀请了莫言和我，我跟莫言通电话说，你真是厚颜无耻，还真认为自己是北师大的校友呀。后来，我听说莫言在那个会上，面对北师大上千学生，建议把我从北师大校友录里永远开除出去，下面掌声雷动。那天莫言说的话我全知道。但是，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正式承认我是北师大的校友，因为童老师拿来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这就铁证如山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在简历里边写我是北师大的硕士。”
对于有着《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余华来说，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所说：“（他的）这些小说有着广大而深刻的影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余华先生也获得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如今，北京师范大学成了余华这个“中国形象符号”生命中一个抹不去的印记。
参与余华入校仪式的文学同行们，对其在文学中的成长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中国文学的冲击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莫言和马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余华、苏童、格非甚至孙甘露，还有北村。”
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从文学史角度对余华及其代表的“先锋的道路”进行了阐述：“先锋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路。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30多年的文学，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班主任》甚至到张贤亮的很多作品，是一个体制意义上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开启变革的道路是1985年前后，就是寻根文学和新潮文学登上历史舞台之际。1988年《钟山》和《文学评论》杂志联合召开了一个会议，正式提出先锋派的概念，主要是指1985年崛起的，后来在批评界比较固定的是指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批人。从新潮文学、先锋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走上了变革的道路。”
由于莫言和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标志性身份和北京师范大学一次次责无旁贷地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化影响与日俱增。
大学校园：中国文学的殿堂
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教授亲身经历了当代文学近30年的重要成长。“我当时看到这一拨作家，感到一种深深的激动。我比他们虚长一两岁，那时候读博士，读他们的小说，确实给我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他们给了我很大的一种推动，莫言、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小说，让我受益匪浅。那个时候，批评家写一个作家的东西，作家会很感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有一种良性的关系，那种感动并不是说互相感激什么，而是一种为了文学的感动。我记得，当时余华和格非他们一起谈孙甘露的小说，北村到我那里会谈苏童的小说、余华的小说，我觉得这是那个时候非常可贵的一个方面。而且，当时像《收获》杂志的程永新先生、《人民文学》的朱伟先生等这一批编辑，对当代文学立了头功。他们把这些作家的小说命名为小说就了不起，像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在《收获》上被程永新称之为中篇小说，这是中国编辑史或者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印记。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个历史之侥幸。所以，我个人觉得回想起那个时代，这批作家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的挑战，他们和编辑一起，和我们做批评的一起，感受到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裂变，这个裂变就是要对我们已经形成的文学体制进行一次强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让他尤为欣慰和感激的是：“我觉得现在北师大是真正中国文学的殿堂，有莫言这面旗帜，有张清华这么能干的干将，有北师大这么多的同仁热情的努力，确实，它对今天中国文学的推动功莫大焉。”
2013年5月，作家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借机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邀聘莫言担任主任，旨在将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国际交流、作家培养等功能融为一体，鼓励更有创造力的文学环境、更高水平的文学教育和文学交流。该中心设立了入校作家制度，同年11月，贾平凹先生成为首任驻校作家，如今，又迎来重量级驻校作家余华。
前耕不断，再奏新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作家劳马（马俊杰）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传承道出了自己的感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成立时间很短，但你感觉它的历史很悠久。北师大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学传统，由此显得这个事情很连贯、很漫长。虽然中心成立时间很短，但他们却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开展了一系列像今天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学活动，当然，也有着莫言老师这面旗帜插在这里迎风飘扬，这让我们羡慕和嫉妒。但顶尖级作家们与北师大有这样的天然联系，是因为过去那个传为佳话、写进历史的北师大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没有它就没有今天，我们不得不用十分钦佩的目光向北师大及其历任领导致敬。北师大对文学的呵护、热爱确实为我们其他高校树立了榜样。一所大学由于有了文学的存在，它才更像一个大学的样子，离开了文学很难说大学像个真正的大学。所以，作家的到来、文学的到来，会使大学增加很多光彩，升起暖意与光亮，它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