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刘刚又一次和职称晋升擦肩而过。一气之下，他选择了辞职。

　　硕士一毕业，他就进入北京市一家数得着的教育研究机构工作。可8年间，他以优异成绩攻下了博士学位，发表了不少高质量论文，甚至还有了译著，职称却纹丝不动——助理研究员。起初他也很疑惑，直到这一次，领导无意间的一句“要选自己人”让他恍然大悟，“身边大部分同事都是某知名大学毕业的，师兄师姐师叔师姑的，总能扯上关系。一比，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户’，好事靠边站不说，连必要的学术争鸣也看不到。”

　　这是一个让众多教育专家疾呼“非解决不可”的“毒瘤”——学术近亲繁殖。近日，湖南大学一纸“不准本校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以保持大学的独立精神”的“铁规”引来一片叫好。但细心探究就会发现，这并非新奇之举——早在20世纪80年代，复旦曾力促与清华、南大互换研究生；2003年，北大作出“原则上不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特别优秀的，也需毕业后到国外至少工作或学习两年以上才能回校任教”的规定；此后，南开、浙大等校也相继作出此类规定；《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更是以国家级文件的高度强调高校要“大幅度减少或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

　　可现实的尴尬是，尽管此类铁腕式的规定层出不穷，但学术近亲繁殖的窘状却并未解决。

　　“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

　　与刘刚的后知后觉相比，四年前入职时，北京某高校教师李杰就深知自己的短板：“刚去办公室报到，就有老师惋惜地瞅着我，‘今年就你一个单枪匹马的，真可怜’。”而这种处境，也让他对即将到来的职称评定分外警醒，“竞争者有院长和系主任的学生，‘软件’比不过，只能多攒些成果，生拼‘硬件’。”

　　李杰口中的“软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学缘”。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如此定义：“学缘泛指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师生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渊源关系。具体包括教师队伍构成、学术梯队的配备和招收研究生的来源等，其中都有一个学缘的问题。”他同时强调：“与动植物近亲繁殖一样，在科学研究中的学缘关系也是近亲繁殖，必然会影响到杰出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产生。”

　　那么，近亲繁殖对学术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尉志武总结了以下三条：一是衍生“家族式”的学术梯队，知识结构趋同，创新思维差；二是囿于“师生情结”，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有碍正常的学术争鸣，直接侵蚀学术自由之基；三是容易形成“学术山头”，加速学术利益集团的形成，排斥异见，争抢学术资源。“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尉志武无奈地说。

　　“知名度越高的学校近亲繁殖越严重。”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学近亲繁殖比海外高5倍——17所大陆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近亲繁殖程度为0.654；而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近亲繁殖程度为0.1115，且其中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近亲繁殖程度仅为0.07。

　　八年过去了，顾海兵坦言，尽管有诸多高校作出努力，但“基本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从某些角度看，还出现了“病灶”前移的窘况。“现在别说招老师，就是招硕士、博士，都要‘血统纯正’。特别是一些学科排名靠前的学校，总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好过外校的，本校保研比例高达40%。长此以往，对于学科建设，特别是人文学科来讲，就是一种戕害。”

　　研究生培养方法与思路需要重新审视

　　为了印证顾海兵的判断，记者选择了西北一所“985”高校，随意抽取了两所学院官网公布的“师资力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一所学院55位教师里，有41名在本校学习过，将近25名在本院学习过，且有超过40%的讲师是“本硕博”一条龙读下来的；另一所学院，67位教师有43位出自本校，14名讲师中，其中6名也是“一条龙”读下来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差不多，老师讲的也差不多，只不过形式换换，本科时老师主讲，研究生时分成小组讨论、老师点评。”一位曾就读于上述一所学院的毕业生就告诉记者，“研究生时经常逃课。”

　　近亲繁殖的弊端早已显现，为何还有如此多的学校无动于衷？

　　南方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与“尖子生”选择余地小是主要原因，“从导师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从学生角度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

　　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近亲繁殖”的板子不能只打在“留校”身上，还要从研究生培养体制包括培养的方法与思路上去检讨，而且“后者可能是更严重的”，“有些导师带学生，一进来学业基础还未准备好，就让学生跟着自己做课题，就如同徒工跟着老板，只能是照老师的‘瓢’来画‘葫芦’，几年下来，潜力未能发掘，视野也没有开拓。这的确是近亲繁殖，学生毕业后即使不留校到外边去，也未见得有多大出息。还有很多大学博士生导师之间都很少交往，学生的‘门派’森严，这样的环境你想不‘近亲繁殖’都很难。当然，也有一些导师比较高明，带学生是让学生先打好基础，转益多师，去寻找各自最佳的发展路径，这就不是‘近亲繁殖’”。

　　“教师队伍‘远缘杂交’，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

　　尽管此前所述种种危害已足够，但在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看来，探讨学术近亲繁殖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它在微观层面上很可能表现为不同学缘学者间的学术产出差异；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则体现为大学学术聘任制度以及国家学术体制运行的某种特殊主义取向。”

　　而从世界一流大学比拼的角度来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在生源上，中美高校没有丝毫差距，师资是中美高校的最大差距”。

　　对于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校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教师结构才是健康、科学、合理的？

　　“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强调教师队伍的‘远缘杂交’。”尉志武说。

　　但在具体操作上，一所高校中“近亲”者比例多少合适，是不是越少越好，还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因为无论是从理性选择还是从常识角度而言，本校出身者占有一定的比例都是无可非议的，其原因在于客观上学术精英本身就大多出身于少数名校之中。”阎光才曾撰文强调尽管目前无法给出定量分析，但可从一些例子中看到近亲繁殖“不总是坏的，但就长远而言是危险的”特性。

　　解决“近亲繁殖”，要严苛，也要灵活

　　“要严苛灵活”地解决“近亲繁殖”，已成为接受采访的专家们的一致意见。

　　尉志武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灵活，必须制定严谨的招聘程序和被教授委员会认定的选人标准。

　　有学者则给出了更细致的制度设计框架：制定留校任教禁止制度、建立研究生访学制度、强化学术“近亲繁殖”防范的监督制度，还要引导高校逐渐实现自我规范。

　　“不是一定要把本校毕业生剔除出去，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怎样的选拔程序。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选人中那些非学术的因素去掉。但我想，真到了那一天，绝大多数高校还是会鼓励学生、教师多出去走一走的。”顾海兵说，“就目前来看，如果下大力气整治，至少需要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