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我们大多数人即将收拾行囊回到家中，在这个短暂的假期，重温父母的唠叨和温暖。然而在此节点，北大高材生王猛（化名）却写下万字长文，控诉父母“肆意操控”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在此前，他已经拉黑父母联系方式6年，不回家过年12年。在中国这个重视伦常的文化中，这无异于宣布两代人的决裂。
中国式悲剧往往是有关伦常的悲剧。春节前的这封万言书，意料中引来了“再怎么说”之类的批评，但也戳中了许多青年人的痛点。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里个人如何成长的话题，可惜这场讨论的中心是一个34岁的成年人。
当年轻一代面对“温情的羁縻”
“肆意操控”，王猛这样论断父母对自己的态度。他判断正是父母的“操控”，才导致了他今天的心理问题，如“内向，敏感，不善交际”。这篇超过1.5万字的长文，记录了他从小学到北大，再到美国研究生毕业前后，与父母间的种种经历，其中还有他对这些经历的分析。他认为父母倾向于将他关在家里，这严重限制了自己的社交能力。此外，父母还包办他的一切，即便考上北大，远离家乡，也没有逃离父母的控制，比如父母让北京的大姨去“照顾”他的生活。
万字长文，加上“北大高材生”、“拉黑父母”等传播元素，让这件事一经媒体发酵便成为舆论的热点。有人认为，儿子撰文指责、拉黑父母、常年不归，不论有何苦衷也不对。“决绝、不孝、忘恩负义”、“再怎么说，父母生养你不易”云云，批评是围观者的第一反应。但是，当抛却固有道德观念，结合个人成长经验，更多人体悟到了王猛内心的苦衷，从而产生同情。
在中国文化中，父母与子女血浓于水、丝丝相连，即便当下年轻一代口口声声说要逃离家乡，逃离父母。当我们突然独自一人身处异地，仍会有“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失落与彷徨。过年回家是一种集体仪式，我们回到人生原点，在这里确认自我，安放自我。当下流行的休闲游戏《旅行青蛙》，就迎合了“空巢青年”对家庭亲情和自我确认的心理需求。我们将青蛙视为四处旅行的孩子，为其准备行囊，收割幸运草买食物，然后在家等它回家，由此体会“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境，从而理解现实生活中父母的苦心。这款游戏诞生于日本，盛行于中国，都是重视家庭亲情的东方文化，或许并非巧合。
然而在如何看待父母关爱自己的问题上，年轻一代又非常矛盾。一方面，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始终如一的支持，让我们在复杂、冷酷的社会中，有了犹如身处襁褓中的安全感。而另一方面，面对父母的唠叨，尤其是催婚、逼婚时，我们又想逃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待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因为这种关爱虽然发自内心，却带有专制的味道。有时候，我们发现父母的意见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情感却牵制我们而无法坚定回绝。年轻一代接受来自父母过于充足的关爱，却又感到其中有某种缺憾。我们将之形容为“代沟”，以为是时代的原因，让两代人不能平等地坐在桌前，敞开心扉讨论人生选择的问题。
传统文化中，代际权利与义务，有着十分清晰的公式，下一代要顺从上一代，所谓“肖”、“孝”。但是现代化过程中，年轻人要追求个性化与独立的人格。尽管如今父母不像过去动辄强力管教，但也在关爱子女的过程中，积累着越来越多的道德资本，让子女在想违背父母意愿时，背负强大的道德和情感压力。这种过程是温情脉脉的，甚至无须言语和行动，因而更难以抵抗，我们且称之为“温情的羁縻”。现代化过程中，代际关系呈现多种形式的紧张，而如何解开“温情的羁縻”，是其中尤为困难的。
停留在“喂食”层面的关爱
世上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世上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这虽是个玩笑话，却生动形容了两代人的关系。在父母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而且是长不大的孩子。待今年春节过后，我们都将有这样的经历，父母偷偷往背包、皮箱中塞满一包一包的零食水果，而不管你路上能不能拿得动，吃得了。这让我们有种回归童年的体验，两代人的亲密关系，温情默默而溢于言表。
然而不止这些，子女人生的方方面面都走不出父母关爱的范畴。生活上，父母嘘寒问暖，生怕委屈身体；学业上，为你择校、选专业，生怕走错方向；择业上，帮你打通关系，尽量铺好看得到终点的路；乃至择偶问题上，也不遗余力地为子女出谋划策，城市公园活跃的相亲角说明了这一点。上一代仿佛永远不想孩子长大，而是倾向于延长子女的儿童期。因此这种关怀，总是停滞在养孩子的层面，父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无私地给子女“喂食”，照顾孩子现实生活的需求。既然是养孩子，自然也就无需平等交流感情，顾及子女的独立人格。当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独立，想自由掌控人生，也有着更强的自尊心时，将父母过度的关怀理解为控制，也就变得可以理解。
万字长文中，王猛就认为，家人所有的“爱”和“保护”，不过是保证控制对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续控制，至于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并不在考虑之列。从他的角度看，这个看似没有缺憾、条件优越的家庭中，真正缺失的恰恰是最重要的非物质层面的内容，即平等的情感交流与独立人格的培养。
父母不自觉地将子女“童稚化”，只满足子女浅表的现实需求，而忽略子女更高精神层面的需求，这造成了代际关系的紧张局面。当子女不顾父母反对，而选择一种心所向往的生活，或者有更加个人化的追求时，就有可能遭遇不懂事、不懂感恩甚至不孝顺的负面评价。代际紧张局面集中体现在子女婚姻问题上，每年过年回家的催婚都令单身青年叫苦不迭。当结婚更多是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而非个人幸福时，就有违年轻人的原则。父母无法理解子女种种不婚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子女结婚后才算成人，而拒绝婚姻的单身青年，是缺少道德支持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分歧，或许有着深厚的文化因素。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超稳定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以“仁”为核心，一个“人”要放在二人关系即社会关系中才能定义，“人”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体系。因此，父母将子女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可以是一个好儿子、好女儿，未来也是成为社会关系中的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但唯独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自然不会顾及精神层面的内容。在父母眼中，孩子的幸福一定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位置，而不是其自身诸如人格独立健全等玄之又玄的“谬论”。他们本能地认为为子女好，就是照顾子女的现实生活，组织他们的人生，在社会关系坐标中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其他如平等的情感交流，独立人格的培养，都是次要的。
至少从现在看来，这种深层的文化结构并没有因为社会富裕和现代化而消失。城市家庭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更优越，这意味着父母有着更强大的资本和更广的关系网，子女面对父母时更加弱小。有些父母推己及人，凭恃自己在政府与行业的亲戚和朋友伙伴等熟人关系，为子女编织着人情关系网，让子女更加难以脱离母胎环境。
很多父母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和智慧，足以打理子女的一切，但实际上常常是凭借接近“民科”的人生经验，试图接管下一代的人生。于是，关怀成为一种障碍，子女“精神断奶”总是迟滞。每个生命体最终都必须脱离母体，才能独立而强健地发展，实现自我生命的绽放。而青年个体迟迟无法脱离人生早期的童稚状态，就意味着难以步入人格意义上的成熟。
避免青年“幼稚病”的集体爆发
我们在讨论王猛与其父母的僵局时，往往不由自主地将他当作一个受伤的孩子来看待。然而实际上，他今年已经34岁，早已过了人生“而立之年”，是一个标准的青壮年。客观来说，他人生的一半都在外面，并未受到父母的直接掌控，但是他将自身悲剧归因于父母，多少显得有些幼稚。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幼稚，这种与父母断绝关系的中国式悲剧是极端个案，那就错过观察中国文化之下代际关系紧张与青年成长困境的机会。因为万言书传遍社交网络后，类似吐槽几乎俯拾皆是。青年群体流露出对父母的不满，采用王猛式的精神分析法，追溯到童年或青少年时期与父母之间发生的某件小事上，从而将如今个人心理问题如不自信、自卑感和现实挫折，笼统地归因到父母身上。此时这些青年更像一群哭喊着的孩子，将自己想象成父母不当教育下的无辜受害者。
然而真的如此吗？相较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对个人有更多人为塑造的成分，所以这种抱怨或许有其道理，但不一定完全有道理。对于绝大多数“正常”的中国式家庭，极少存在那样紧张的代际关系，反而代际关系整体是非常融洽的。
父母过多的关爱，除了会给子女制造一些烦恼，大多数并没有什么伤害。我们身处文化中而不自知，父母专制的爱是一面，年轻人的自我放逐和妥协则是需要注意的另一面。由于文化惯性和个人惰性，很多年轻人已经将自我不加思考地交付给了家长，无论在求学、求职、婚姻等问题上，都倾向于向父母妥协，将自己嵌套在父母及他人的设计图纸当中。
孙隆基认为，当年轻一代很少用“内省”的方式去批判或接受父母和社会先定的角色，而是不假思索地履行“做人”的义务，便认为他人对自己的人生也负有一份责任。这意味着，这些子女一旦遭到挫折，那么他人如父母也应当为此负责，从而推卸本属于自己的责任。青年人已经是生理上的成年人，却在看待问题时，仍将自己视为不完整的、非独立的，并撒娇一样地推卸责任，这可以说是青年“幼稚病”的一次集体爆发。
中国文化的确存在其特有的弊病，如个人缺乏合法性，独立性。具体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则是父母将子女“童稚化”，无视个体精神层面等。随着年轻一代独立人格的觉醒，这些弊病可能会愈发严重。不过，这种深层结构并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明的硬伤，正如来自父母的关爱，并不一定让我们变得幼稚，生命无法自由展开。我们无法苛求中国父母能够像西方文化中的父母那样，重视子女精神生活与个体独立。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更应该从自身角度去应对所遇到的心理和现实中的障碍，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
除此以外，我们更有可能做到的，就是以自己理想中的父母去塑造自己，将培养独立的人格，平等的情感交流，落实到下一代的教育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