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呼吸科医生，我每天面对最多的疾病之一，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这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却因为认识不足、诊断延误，让太多患者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老陈和老李的故事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老陈拖了8年才确诊，肺功能只剩20%；老李早诊早治，71岁还能跳广场舞。这两个案例，也推动着我们团队不断探索慢阻肺的防治之路。

八年喘息，肺功能只剩20%

201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诊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赵教授，我喘了八年了，最近连上个厕所都喘得不行。”他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请他坐下，测了脉氧饱和度，只有89%。听完肺部，我心中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肺功能检查的结果显示属于极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从活动后气短，到平地走路都喘，再到几乎无法自理，他硬是拖了8年。

从病例到科研：800多例患者告诉我们的真相

在我们科室的门诊和病房，这样的“延误”每天都在上演。

2018年，我们团队在《实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述评，题目就叫《重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那是我们第一次系统性地呼吁：慢阻肺的防控，必须关口前移。

此后几年，我们团队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继《首诊慢阻肺错失早期诊断时间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研究后，2020年，我们在《南方医科大学学报》上又发表了一项研究—《肺音可以作为首诊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判断指标》。这项研究分析了数百例首诊慢阻肺患者，发现通过简单的肺部听诊，医生就能初步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

2025年，我们团队在《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更为深入的研究，题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延误时间与2型炎症指标升高有关》。

我们分析了800多例慢阻肺患者的数据，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超过一半的患者在确诊前已有症状长达3年以上，诊断延误时间越长，患者的2型炎症指标（如血嗜酸性粒细胞等）越高，疾病也越复杂、越难治。

老陈后来成了我们团队“800多例”中的一员，他的数据，最终写进了我们的论文里，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26年）上。

另一种结局：2009年那个“幸运”的病人

如果说老陈的故事让人惋惜，那么另一个患者的经历，则让我看到了希望。

2002年至2008年，我在南方医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蔡绍曦常常教导我们：“临床医生基本功必须要扎实，要关注患者的每一个细节。” 她也强调，我们不能只会看病，更要研究病；每一个患者，都可能是我们解开疾病谜团的钥匙。

2009年，我正式加入南方医院的大家庭，科室蔡绍曦主任承接了第一项全球慢阻肺三期临床研究，我担任研究助理，对比研究慢阻肺的优化用药策略。

这一年，我遇到了老李，重度慢阻肺，FEV₁占预计值32%，频繁急性加重，一年住院三次。

从2009年到现在，将近17年。我们为他制定了规范的长效支气管舒张剂联合吸入糖皮质激素方案，定期随访，反复教他正确的吸入技术，同时关注他的营养状况、心理状态和康复锻炼。 如今，老李71岁了，已连续两年没有急性加重住院，每天能自己下楼买菜、接孙子放学，偶尔还和老伴跳跳广场舞。他的生活质量，远超同龄同病情的患者。

这就是规范管理的价值。

从临床到科普：在基层实践中推动早诊早治

老陈和老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背后只有一个关键词——时间。

如果早三年诊断，老陈的肺功能或许不会掉到20%以下；如果早五年普及慢阻肺的科普知识，也许他会在第一次活动后气短时就来到医院。

回顾这些年的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慢阻肺的早诊早治，既需要政策推动，也需要能力提升；既需要科普宣教，也需要基层落地。

早在2016年，我就在南方医院公众号发表了第一篇科普文章《活动后气紧、呼吸困难可能是“肺脏”出了问题》。 此后，我和团队陆续开展科普，后台常常收到患者或家属的留言：“赵教授，看了您的文章，我带我爸去查了肺功能，果然是慢阻肺，幸亏发现得早！” 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都会觉得，做科普，有时比做科研更直接、更温暖。

但科普只是第一步。近两年，我们开始与医院附近的同和社区医院建立联系。社区慢阻肺筛查更多是公共卫生服务的范畴，而我们的帮扶重点，是帮助基层医生提高诊治能力，让筛查出来的患者能够得到规范化管理。

2024年，慢阻肺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作为一名普通的临床医生，能够亲身参与并见证慢阻肺防治从“学术呼吁”走向“国家行动”，我深感自豪。

致年轻医生：请对每一位患者“多问一句”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每天都在与疾病斗争，但更重要的，是与“延误”赛跑。

我在带教年轻医生时，常常提醒他们：

第一，不要忽视基本功。

我常对年轻医生说：一个严重的慢阻肺患者，如果听诊报告只写“呼吸音增粗，未及罗音”，是不够的。 虽然没有喘鸣音，但呼吸音减弱，尤其是双肺呼吸音普遍减弱，是一个客观且重要的体征，它直接反映气道阻塞和通气功能下降，必须高度重视。在基层、在社区、在门诊，一个简单的肺部听诊，就可能挽救一个即将延误的患者。

第二，不要只盯着“主诉”。

患者说“有点咳嗽”“爬楼喘”，我们要学会追问：咳嗽多久了？晨起还是全天？有痰吗？ 爬楼喘，走平路喘吗？能上几层楼？和同龄人比是否明显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藏着疾病的真相。比如，“走平路没事，一爬楼就喘”看似“老了不中用”，背后可能隐藏着气道阻塞。“每年冬天犯咳嗽”看似“老慢支”，反复急性加重可能已让肺功能悄悄下滑。只有问得细、问得深，才能从患者不经意的描述中，捕捉到疾病的蛛丝马迹。

第三，把患者当作研究的伙伴。

临床研究，不是遥不可及的高楼，而是扎根于每一次与患者交流的土壤。你手中的听诊器、你记录的问诊细节、你整理的一份份数据和留下的样本，都可能成为改变临床实践的证据。

第四，不要忽视“治未病”的力量。

我们做临床、写论文、做科普，最终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不再重蹈老陈的覆辙。科普宣教、早期筛查、基层医生培训，这些看似“不酷”的工作，恰恰是改变慢阻肺防控格局的关键。

慢阻肺的防治之路，道阻且长

前几天，老陈又来复诊了。

经过半年的规范治疗和康复锻炼，他的FEV₁从19%回升到了28%，虽然仍是极重度。

但他告诉我：“赵教授，我现在能自己走到小区门口买报纸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拍拍他的手，心里既欣慰又酸涩。

欣慰的是，他终于走上了正确的治疗轨道；酸涩的是，如果八年前、哪怕五年前，有人能告诉他这些该多好。

这就是我们呼吸科医生的日常：在遗憾中前行，在希望中坚持。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位医生，都能在每一次门诊、每一次查房、每一篇文章中，多问一句、多教一点、多写一些，终有一天，像老陈这样的“延误”会越来越少，像老李这样的“成功”会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对患者的承诺，也是对年轻医生们的期待。

文章来源：肖大夫的笔记本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