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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科学家
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科技处和校团委共同主办，校学生会承办的“与信仰对话”活动之“对话科学家”系列报道，于今年五月份正式启动。通过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开招募，数位自愿报名的学生代表和宣传部新闻中心记者一起，与我校多位知名科学家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了解科学家们目前研究的课题进展情况以及研究方向的发展现状，激发同学们对科学探索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大家的科学素养，并从科学家的科研经历中得到从事科研工作的感悟和启迪。
钟世镇：甘当配角，当好配角
钟世镇院士，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的奠基人，我校临床解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数字人研究联络组组长，中国数字医学研究联络组组长。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开拓了理工医相结合的临床解剖生物力学研究新领域，建立了一个有国际影响的人体标本博物馆，创办了《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并主编了《现代临床解剖学丛书》、《数字人和数字解剖学》等学术巨著，为广东省创伤救治科研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和“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的显微外科解剖学研究成果居国内外领先行列，2010年，钟世镇被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授予“中国显微外科终身成就奖”。他对数字医学的研究具有深厚的造诣，倡导开展了我国的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新领域，是中国可视虚拟人研究的领军人物。
大五时“变身”高校老师走上科研道路
当谈到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初衷时，钟世镇回忆起那个动荡的年代。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医学院从粤北山区搬回广州。当时广州有三所医学院，分别是中山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和岭南大学医学院。钟世镇入读中山医时，由于办学条件艰苦，学校连教大体解剖的老师都没有，只好请到光华医学院教务长叶鹿鸣教授前来授课。因为叶鹿鸣工作繁忙经常抽不开身，1951年还在就读医学院五年级的钟世镇，被安排到解剖教研室。“我一边师从叶鹿鸣，一边当实习助教给低年级学生上课。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样当上了高校老师。”他笑着说道。
毕业后，钟世镇在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工作。何光篪教授为考察他的基本功，让他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挑选的一百个头颅中进行颅骨的测量，最后他凭借着一个个准确的数据，顺利进入何光篪的科研组，开始进行中国人的体质调查。“在当时的教学和科研中，凡涉及人体结构最基本的统计学参数，只能引用外国人的资料。” 钟世镇参与编辑出版了我国人体体质调查的里程碑性专著——《中国人体质调查》，另外还发表了26篇关于中国人体质调查的研究论文，填补了当时这一领域的空白。
最初收集人体标本的经历惊心动魄
“读书的时候条件非常差，连一具完整的人体标本都没见过，实在没有办法便和几个同学一起晚上摸黑去乱葬岗挖掘‘标本’，然后赶紧回到学校进行处理。”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钟世镇至今难忘。直到后来进入解剖教研室，他才开始进行完整的尸体解剖。
1977年，钟世镇调入我校前身第一军医大学。“刚来到学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我这个新人会不会讲课、懂不懂搞科研。”在旁人的质疑声中，钟世镇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学到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和助手，并带领李忠华等学生开始一起制作人体铸型标本。当一个个色彩斑斓、漂亮精致的标本呈现出来时，得到的是大家的一致认可。如今，钟世镇领导建立的人体标本陈列馆内，有超过千件富有表现魅力的血管铸型标本，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综合水平最好的陈列馆。
坚持临床应用解剖学研究 减少手术对病人伤害
钟世镇告诉记者，在基因工程、干细胞、神经生物学等新型学科大热的背景下，国内解剖学教研室80%都会选择神经解剖学作为研究方向，国外的不少医学院校也没有人体解剖学教研室，从事大体解剖学教学的老师只负责上课不搞科研。一些业内专家甚至嘲笑说，大体解剖作为濒临淘汰的学科已经“过时”了。
然而，钟世镇还是坚定地选择临床解剖学作为研究方向，坚持走自己的路。他指出，没有学过解剖的外科医生，很容易误伤病人。譬如，做刮宫手术的医生把病人的肠子都捅穿了，做胃部手术的医生把病人的脾动脉切断了引起大出血。“学好解剖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医疗事故发生了，所以我们顶住压力选择临床应用解剖学作为研究方向，也成为了国内的‘一枝独秀’。”钟世镇提出了解剖学的“三结合”思想，即“要与临床发展需要相结合，要与形态结构有关联的专科相结合，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相结合”。他通过应用解剖学研究，把显微外科技术操作中有关的人体结构加以系统化。
钟世镇在国内首创推出解剖学培养外科博士生的新模式，外科医生纷至沓来想要报考他的研究生，不少医生遇到了临床上的问题也向他请教。他创办主编《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组建了一支优秀的临床解剖研究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临床解剖学工作的人才，配合了临床外科术式的创新发展。“作为一名解剖学者，我只是为刀到病除的外科医师们担当过配角而已。”他谦虚地说。
将“数字人”技术广泛运用于诸多领域
当代科学前沿的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结合地带，出现了许多新的生长点，比如数字化人体研究。数字化人体研究是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来研究人体。在数字医学的研究上，钟世镇倡导的“数字人”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载人航天、仿生医学、车辆碰撞试验等诸多领域。
我校是广东唯一参与载人航天研究的协助单位。钟世镇担任了2001年的香山科学会议的执行主席，在国内首次研讨“中国数字化虚拟人体的科技问题”，揭开了我国开展数字人研究的序幕。2003年“神五”顺利返回后，如何防护非正常着陆对人体冲击造成的伤害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也亟须研究和解决。2004年9月开始，数字人课题组参与了“返回舱非正常着陆冲击试验”、“宇宙射线对人体的伤害和防护”等课题的研究，设计并制造了着陆冲击塔和多次冲击座椅、构建了数字化人体生理模型和数字化人体辐射模型等，完成了非正常着陆的冲击实验和座椅的改进。
2007年，钟世镇领衔主持召开“首届中国数字医学研讨会”，将数字化技术与临床各专科密切结合。他在理工医相结合的交叉地带，开拓了临床解剖生物力学研究新领域，建立了全军和广东省的“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验室”，为战创伤救治、临床骨科和航天医学等部门，提供了设备精良起点较高的技术研究平台。
师生对话“面对面”
学生：您认为学生从事科研工作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
钟院士：首先要有“基本功”，具备很强的动手能力；再者要老老实实，绝不能作假。做科研要有创新，而创新靠的是能够提出问题。譬如，我做标本的时候不要求速度很快，而是每做一个标本都要认真思考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当再做下一个标本的时候就能够有所进步，做到“不光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
学生：科学在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大体解剖等基础类学科的创新点越来越少，如何继续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钟院士：现在的科研条件比过去要好，同时竞争也更激烈，要想创新也更难。转化科学有一个双向转化的过程，即基础研究成果要在临床运用上有效益，同时临床运用使得基础研究得到提升。然而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标榜“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中，35%以上的都是“垃圾论文”。又如，部分骨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有不少是关于组织工程的研究，但实际上，组织工程在骨科中的应用面却微乎其微。
学生：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太多，反而内心一直在纠结，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才好？
钟院士：除了要抓住眼前的机遇之外，年轻人一是要认清自己，有自知之明；二是要认清环境，适应环境，当自己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的时候，再去改造环境，结合个人岗位需求进行创新。
学生：您认为究竟是懂得多领域知识的人才，还是专注于专业知识的人才更能够适应现代社会？
钟院士：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往两头走”，一方面学科愈分愈细，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愈做愈大。譬如，将信息科学领域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用以研究生命科学领域复杂的人体结构，这种前沿性科技交叉融合，就出现了“数字人”和“数字医学”新的分支。作为交叉学科的人才，我们要紧跟信息时代的步伐，掌握最前沿最新尖的技术。
刘叔文：在怀疑的时代要坚持信仰
刘叔文教授，我校药学院院长、免疫与生化药理学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留学美国，曾担任纽约血液中心LFK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现为中国药理学会抗炎免疫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家评审组成员，广东省药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艾滋病、流感等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治药物研究，曾在国际上最先报道SARS病毒进入机制和抗SARS的多肽药物（Lancet，第一作者）。近年来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近20项课题的研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9项，其中7项已获得授权，另申请国际PCT专利2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在Lancet, Nat Rev Microbiol, J BiolChem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91篇，总影响因子376，被国际引用1600余次，个人h-指数为25。还参与了多个新药的研发，其中3个品种已获得新药证书。
透过艾滋病病毒研究 探索新药发现之路
刘叔文刚留学回国就和他在美国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姜世勃教授一起，创建了药学院抗病毒研究中心。在他看来，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创新的想法，避免按照常规的途径去做，独辟蹊径从而找到一条“捷径”。在做科研的时候要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到底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并且针对科研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做出自己的特色。
刘叔文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他从事艾滋病防治药物研究的思路。艾滋病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已经从快速致死性疾病变成慢性可控性的疾病。目前病人通过“鸡尾酒”疗法，把多种不同机制的药物放在一起使用，只要每天坚持吃药就可以延长寿命。这时，他想到一个问题：控制病毒感染这一阶段已经显现成效，那么能否不吃抗艾滋病药也能控制病毒不复制？
因为艾滋病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整合进人体基因组中，并形成潜伏病毒库，很难在短期内清除掉，刘叔文便从寻找“功能治愈”的药物着手，把病毒“先激活，再杀掉”，即从免疫的角度活化静息的感染细胞，然后去控制病毒复制，把体内的病毒库清除掉。
与此同时，他产生了新的疑问：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性传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占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比例，远远高于乙肝、丙肝病毒通过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原因何在？
刘叔文在德国乌尔姆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时候留意到，精液里的蛋白水解后产生的多肽能形成淀粉样结构促进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和这一机理有相似之处的是，来源于艾滋病病毒包膜蛋白的多肽同样能形成淀粉样的结构，从而促进病毒的进入和感染，造成恶性循环。“如果搞清楚这一新的病毒感染机制，就能设计药物抑制淀粉样结构的形成，那么抗病毒药物的活性可能会更好，这就是新药发现之路。”刘叔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HIV包膜蛋白gp120降解多肽形成淀粉样纤维结构促进HIV感染的研究成为了他的又一个新发现。
“善变”流感病毒轮番来袭 坚持做实验发现新靶点
2003年，正在美国纽约血液中心攻读博士后的刘叔文，得知国内SARS疫情十分严峻，马上开始着手进行相关的研究。
在国际上测出SARS病毒序列之后，刘叔文发现SARS病毒和HIV病毒包膜蛋白的同源性很高，那么可否用HIV研究的经验来做SARS病毒呢？整整四五个月的时间里，他频频往返于纽约血液中心以及西奈山医学院、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做实验。2004年，他在Lancet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成为国际上最先报道SARS病毒进入机制和抗SARS多肽药物的科学家。
如何防治“善变”的流感病毒？刘叔文接下来连续几年都在着手进行流感进入抑制剂的研究，并与华南农业大学的老师合作进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通过自己和团队的不懈努力，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效果比较好的小分子化合物，并发现了一个新的药物靶点。目前，他正在进行以流感病毒血凝素蛋白保守功能区为新靶点的小分子天然来源流感病毒进入抑制剂研究。
善于跨专业进行学科交叉
“我的经历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因为从读书到工作就没有离开过学校。”刘叔文谈及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他本科学的是食品化学，拿的是理学学士学位；硕士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学习发酵工程，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博士在原第一军医大学学药理，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纽约血液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专注于病毒免疫。他在总结经验时认为，药学本身涵盖了很多学科，包括化学、生物学、药理学等，所以需要善于跨专业进行学科交叉，拓宽自己知识面，并学会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要想写好诗不仅要熟读唐诗三百首，还要看其他的书籍。”刘叔文建议，同学们读书需要多涉猎一些领域，在大学期间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将来工作打好基础，想问题的时候能够把所学的各种知识融合起来，找到一条别人所不知道的新途径。
他还建议，考虑到学生毕业之后要走向社会，学院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也要结合就业、做到与时俱进。譬如生物技术药物已经成为如今各大公司的研究热点和利润的重要来源，学院不妨可以多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
“诱惑”带来“困惑” 有信仰就不会迷失
刘叔文坦言，很多人觉得当今的社会很浮躁，面临的诱惑多，随之带来的困惑也多，甚至在内心产生了怀疑。“做科研是要有怀疑精神，不信服权威。但是，在怀疑的时代要坚持信仰，有了信仰就不会迷失。”在学习习主席五四青年节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必须要坚持的信仰。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因为遇到了一个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抓住了机遇就有机会实现理想。”他认为，现在制药行业已经不是单纯停留在小分子药物的阶段了，生物药物领域发展迅猛，日新月异。早先完成一个人体的全基因组测序要花费上亿美元，现在只需要几千美元就可以进行了。“在大学申请科研基金做研究，是在花纳税人的钱，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
“T”字型人才：所学知识的“广”与“专”
刘叔文强调，大学的三个主要目标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人才应该是“T”字型的，一横一竖代表着所学知识的“广”与“专”。在人才培养方面，“老师有一桶水，可能给到学生的只有一杯水”，因此从事药学教育需要有宽广的知识面。科学研究则主要是进行知识创新，要“钻”进去深入研究，否则很难取得好的成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认为这应该是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应有的两种生活状态。刘叔文还谈到，做一个好科学家，不只要会做科研，而且一要“会写”，不仅要会写中文还要会写英文；二要“会讲”，无论是参加答辩，还是和别人合作交流，都需要好的口才，不然就会“茶壶里煮饺子——吐不出来”。另外，他建议同学们要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培养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演讲能力，在多交朋友的同时，了解别人的思想。
文/本报记者 黄瑶
图/龚 杰 郑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