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72周年】在抗美援朝战火中淬炼初心使命

73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10月25日，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3周年纪念日。在抗美援朝烽火硝烟中诞生的南方医科大学也即将迎来建校72周年纪念日（2023年10月30日）。

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72周年校庆前夕，让我们回望这条来时的路，追忆南医大的校史故事，感悟南医人的初心使命。

文：杨锦玲 林浠

图：学校校史馆 复旦上医微信公众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深入人心，全国掀起了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热潮。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医务工作者纷纷响应号召，组织一批批志愿医疗队奔赴前线，用他们精湛的医术温暖守护着“最可爱的人”。

其中，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不仅协助部队救治伤病员、克服困难做好业务工作，而且为东北军区军医学校（我校前身）的筹建做出巨大贡献。接下来，让我们追寻校史的足迹，看看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与学校创建背后的动人故事吧！

在烽火中创校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军委适时提出：要有步骤地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并决定有计划地建设一批军队院校，为我军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

1951年8月上旬，东北军区正式作出决定：“在齐齐哈尔市，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陆军医院（南方医院前身）的人力、物力为基础，组建军医学校。”

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由外科学家黄家驷教授任总队长，率320人赴东北治疗志愿军伤员。总队下分3个大队，第二大队前往齐齐哈尔，由黄家驷兼任大队长，全队109名队员，主要由上海医学院、华东卫生局、同仁医院等单位组成，他们对学校筹备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帮助。

第二大队于1951年8月7日回沪。8月11日，由上海医学院组建的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第七大队奉命赴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全队33名队员，协助第二陆军医院创建东北军区军医学校及担任教学工作。

1951年9月1日，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李资平（兼任学校第一任校长）及上海抗美援朝医疗总队团长沈克非到齐齐哈尔市，对建校工作进一步作了指示。随即成立了以第二陆军医院院长陆训为主任委员、包括医疗队专家在内的40余人的建校筹备委员会，加强了建校的组织领导，促进了建校各项具体工作的落实。

在艰难中办学

1951年10月30日下午，东北军区军医学校举行了成立暨开学典礼。建校初期，学校设生物学、化学、外文、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等8个学系。

在学校成立初期的干部人员中，近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全部14名教员均为医疗队成员，使用的教材也是医疗队编写的。

沈克非、黄家驷、钱悳、林兆耆等知名教授不仅指导学校的筹备组建，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制度创建及教学开展等工作。这些赫赫有名的创校先贤们专攻的领域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一生中有过多次重要选择，每一次他们舍弃的都是自己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物质生活，选择的都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学校从1951年7月开始招收学员，首批学员共342名。学员报到后，集中两个多月时间进行政治思想和军事训练，初步树立了为部队服务的观念和从事医务工作的专业思想，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0月31日，学员正式开课。学校共开设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理化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等28门课程。当时，医疗队里有些同志没有担任过教学工作，但由于队员们认真做好了课前准备，收集资料标本，编译教材，克服了教学经验及教材、标本缺少的困难。第七大队解剖系教员王文正创造了新型解剖人体模型，用布来制成不同的结构，如头面、神经等，很好地解决了解剖教学上尸体少的困难。

盛志勇作为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二大队队员赴第二陆军医院参加救治志愿军伤员的工作。他回忆道：“到达齐齐哈尔之后，才发现那边真是很冷，零下三十几度。”即便条件艰苦、困难重重，医疗队员仍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让医疗工作、教学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经1951年的调整，第二陆军医院根据教学需要将由业务医院转为教学医院。林兆耆受命筹备军医学校，当时医疗条件十分艰苦，他率领医护人员一边争分夺秒抢救伤员，一边还自编教材为学员讲授内科学和传染病学等。历经半年勤奋工作的第七大队与部队医务人员胜利完成了各项中心任务，施行各种手术636例，还制定了《杜绝医疗事故公约》，有力地保证了医疗质量。

教学医院在完成建校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努力搞好医疗工作，积极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在建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校门诊量就多达11万人次，收治伤病员2500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志愿者战士。学校培养的学员许多都奔赴前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履行着医者天职。

上海抗美援朝医疗队亲手为我们打下了办学治校的坚实根基，从那时起，育才兴国、救死扶伤便成为我们神圣的使命，更是我们永恒的初心，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铸就了南方医科大学听党召唤、强国兴邦的办学底色。

前行不忘来时路，回望校史再出发。七十二载峥嵘岁月，学校始终初心不改，奋斗不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一代又一代的南医人，既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让我们从校史中汲取力量、获得启迪，把学校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延续下去，共同谱写南医辉煌新篇章。

东北军区军医学校（我校前身）教员合影

听老教授讲三迁校址背后的故事

72载风雨兼程，72载耕耘不辍。回望来时路，学校曾有过三次校址变迁：从北国到南粤，从白雪冰封的齐齐哈尔，到四季分明的长沙，最后定址温和湿润的广州。改变的是校址与校名，不变的是初心与担当。让我们翻开历史的书册，一路追随校址的迁徙足迹，认真倾听赵克森、白宝满、李宏立、俞守义教授的南迁故事，看看南医人是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又是如何开启新篇章的。

来源：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 校史文化研究中心

文字：柯佳 魏秋桦 图片：学校校史馆

1969年9月至1978年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学校连续迁移校址。

第一次是1969年9月，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迁至湖南省长沙市原工程兵学院校址内；第二次是1970年2月，学校迁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石牌校址；第三次是1978年，学校搬迁至广州市东北郊沙河镇麒麟岗。

“从山海关入关，经三天四夜，一迁长沙”

1969年9月19日，总后勤部有关文件通知，经中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调驻长沙。

总后勤部于9月10日-15日召开了有关院校的调迁校址会议，对军医学院调迁事宜作出指示：全院的干部、战士一律随院调动；全院的教学设备、装备器材、医疗设备、仪器、药品、文件档案、图书资料、军训文体器材、办公用品、军需被装、招待用品等一律随院带走；全院10月底以前调迁完毕；自1969年11月1日起，军医学院物资经费由广州军区后勤部负责供应。

这次调迁时间紧，任务重，运力不足，劳动力少，而且是与军医学院干部复员下放、职工安置等工作同时进行。学校成立了调防办公室，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调迁顺利进行。10月3日开始调迁，分4个梯队，乘4趟军列，将全院1421人、两万余件物资共7715m3，从齐齐哈尔途径7省、行程3188公里，于10月15日全部运抵长沙。

“转移过程中条件比较艰苦，拉满物资的军车从山海关入关，经天津、北京、石家庄，花了三天四夜的时间，军车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到了湖南长沙。”赵克森说道。

在人员物资抵达长沙后，学校立即组织卸运、安排物资存放、保管，做开展正常工作的准备。在调迁过程中，由于组织严密，领导得力，全校同志克服各种困难，提前半个月完成了调迁任务，10月10日开始在新校址办公，附属医院立即开始病房的改建工作。

“历时四月，再次南迁，定居广州”

距首次搬迁不到半年，1970年2月4日，学校又接有关文件通知，在各项工作还未真正展开的情况下，再度动身，将校址迁至广州市，驻天河区黄埔大道西石牌校址。

“虽然这个大学校园规模也不小，但是没有医学院校，所以没有病房。到那以后，病房、教室、实验室都不够，我们就把化学实验室改成基础实验室，把物理楼改成南方医院门诊部，还盖了好多学生宿舍。”白宝满说道。

学校自2月4日起开始做调迁的准备工作。2月27日，先后将主要执行教学医疗任务的人员和教学医疗等设备迁至广州。人员物资历时5天陆续抵达广州。至1970年5月，齐齐哈尔和长沙两个留守处的98人也同时撤回广州，学校南迁广州至此完成。

“学校当时有两个建筑比较有名，一个是工农兵大楼，另一个是化学楼。当时我们是广州军区代管，叫军医学院。”李宏立说道。

根据上级“关于军医学院须于4月1日开学”的指示，学校人员一到广州，便一边安置一边进行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成立新生入学接待办公室、安排学生宿舍、修订教材、安排印刷、安装调试教学、医疗设备等等，各项工作围绕如期开学的中心工作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4月1日如期举行开学典礼。从3月16日至4月5日，共招收新学员764人，是学校到达广州后招收的第一批学员。

“一手抓教学，一手抓营建，定址麒麟岗”

1978年，国务院指示暨南大学恢复办学。4月19日，中央军委同意第一军医大学校址定在广州市东北郊沙河镇麒麟岗。原驻麒麟岗的广东省军区教导队、广州市警备区独立二团三营、三团三营、广州军区通信团集训队和军区工程兵安装连全部迁出，将房产移交第一军医大学。

“当时的麒麟岗是广州军区教导队、通信团等好几个部队的所在地，地理位置很偏僻，没有一点城市化的元素。当时，麒麟岗上有5个山头，几个通信团当时的营房就是按山的地势来建，如今的苗圃经济适用房东北角地势最高，有个小山包，山上建有简易储水池（后来建成水塔），如今的体育馆位置地势最低，当时是一个鱼塘。在现在的南方医院、南方大酒店旁边有一座桥，这座桥当时是一座木头的桥，因年久失修，桥已不堪重负，人行尚可，但车行需谨慎。学校大门前的沙太路，当时叫做沙太公路，就是农村偏僻的土路。沙太公路以东即现在的白云农批市场、东院位置原来是一条自北向南宽约20米弯弯曲曲的小河，现在都建成高楼大厦了。”李宏立说道。

从1978年到1982年，学校在任务多、担子重的情况下，一边抓教学、科研和医疗，一边全力以赴抓营房和基础建设。

“学校在建设初期，总后勤部非常重视，调来了推土机和汽车营。麒麟岗大规模建设起来以后，汽车营专门负责运输建筑材料，从外地运钢筋水泥进来。为了抢时间、赶进度，当时有36个施工点同时开工。学校把建设任务分配到各个教研室和机关部门。我挖的坑、种的树现在还记得在哪，当年，我们每天下课以后、下班之前，中间空余的一个小时，我们都在铲草皮、铺草皮、挖坑、种树、打扫卫生，帮助施工点运输建筑材料。学校一边建设一边搬迁，历时三年。麒麟岗校区建好一栋楼，立马就从石牌校区搬过来，搬到空的房舍，等到楼建好了，就再搬过去。到1980年4月份，学校按期把校舍都交给暨南大学。”李宏立说道。

从1979年开始，在学校校舍严重欠缺、营建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全员鼓足干劲，一边投入教学一边投入基建，利用地方破旧宿舍当教室，在走廊里面搞科研，用单身宿舍做病房，招生数量仍然保持不减。

“1980年，我从北京调到学校，来了以后，我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了现在的一五七医院，原来叫白灰场的一个小破屋里，当时规定学生们到了7点以后不能出校门，因为学校周围太荒凉了，怕出事。”俞守义说道。

“当时，老师们需要在相距8公里的石牌校区和麒麟岗校区两地跑，每天交通工具只有卡车，上面没有座位，车栏杆里边有几个木板，能坐几个人，其他人都是站在汽车上。为方便家住市内的员工和在市内上学的学生，学校安排多个方向、不同地点的班车每天接送。其中一趟大概是晚上5点多钟下班以后，从学校开到广州火车站，一直等到9点，等到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接上人拉到学校，这趟车特别受大家欢迎。”李宏立说道。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以苦为荣，艰苦奋斗。到1982年底，学校建成了新校舍和附属南方医院、珠江医院共25.2万余㎡的楼群，较好地规划整顿营区，为学校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在困难面前，南医人发挥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全校上下始终听党指挥，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奉献”的优良作风，完成了数以万计人员、设备、物资等调动的南迁行动，在广州开启了“二次建校”的历史新篇章。

七十二载芳华岁月，变迁的是校址，不变的是初心，南医人将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医者仁心，继续砥砺奋进，谱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新篇章。

长沙校址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