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学者是数百万名出国留学人员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或科研人员构成。其中，对大多数一线教师个人来说，出国访学毕竟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特别是，出国访学如何才能不负个人、学校、政府的期待，取得应有的访学效益呢？
出国前：结合个体需要，做好出国规划
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的出国规划是使访学活动取得预期效益的第一步。因此，首先要做好访学时机的规划，使访学活动与教师个人的发展相辅相成。对学校来说，派遣教师出国访学是提高全体教师综合素质的手段之一。但是作为教师本人，选择恰当的时机实现出国访学很重要。
笔者的建议是，一定要把访学与自己的研究内容、教学活动和提升目标融为一体，实现有效的相互支撑。在取得2011年博士入学资格后，笔者申请了次年的出国访学资助。对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我来说，到日本考察、搜集资料是必不可缺的学习步骤，这次访学资助自然帮助笔者完成了攻读博士学位过程的重要一环。笔者在日本进行了有的放矢的个体访谈、社会调研和问卷调查，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要有明确的访学目的，并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对访学目的校、协作研究部门、合作研究人员等情况进行调查和选择。例如，访学目的校应该具备我们开展相关学术活动的研究条件、研究力量、研究资料等方面的配套设施，协作研究部门的研究领域应该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相契合，合作研究人员应该了解自己的访学需求、希望实现的目标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研究帮助。笔者正是充分调查，并与对方进行多次沟通之后，最终选定能够为客座研究员提供研究室、研究资料（每人每次可借书200本，期限每次可至200天）和合作研究人员的立命馆大学作为访学单位。
出国中：利用地利之便，丰富访学内容
出国访学，要充分利用该便利，丰富访学内容，充实自己的访学生活。
首先，利用访学机会参加与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及时获取最新的研究信息，获得与本领域一流学者交流的机会，并就自己的研究思路与他们切磋，确保自己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的先进性。在日本这一年，我坚持每周一次到京都大学参加社会学的小型研讨会，并参加了立命馆大学、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等学校举行的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留学问题研究等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也被笔者及时整理成论文发回国内，陆续获得发表。
其次，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创造机会开展与目的地国各类人员的交流，积极进行社会、文化调查和资料搜集，并留心保留各类文字与照片资料，为回国后的教学活动提供素材。例如，在日本期间，笔者参加了多次“熊取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并就当时的研究课题（日本社会的对华认识研究）在熊取县立图书馆做了专题报告，该活动及报告内容的介绍也被登载到熊取县的报纸上。在京都期间，笔者应邀到日本京都市立嵯峨野小学做了6次介绍中国学生学习与生活现状及发展变化的讲座，解答该校小学生和教师提出的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宣传和平、友好、发展的中国形象。
回国后：及时整理思考，实现成果转化
回国只是访学活动形式的结束。作为访学活动的最后一环，就是回国之后对出国期间的学习、研究、调查活动等及时总结，并通过发表学术论文、从事课题研究、开展教学改革等方式，把访学期间的经历、思考、阶段性成果转化成可以与他人共享的资料。
经过在日本一年的访学，笔者除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资料搜集、社会调查和撰写之外，还为之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储备了不少一手资料。出国期间和回国后一年内，本人完成译著一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独立发表论文2篇，还在其他学术核心期刊上独立发表论文4篇。这些成果的取得，应该与访学之前的“合理规划”，访学期间的“有序实施”，以及回国之后的“总结应用”有很大关系。
再反思：访学效益无形，须多层面发力
出国访学的效益是长期的、无形的，其效果会在访学教师回国后的很长时期内，通过教学和科研等方式逐步展现出来。因此，实现访学活动的效益化，需要从个人规划、单位指导、国家政策引导等多个层面，发挥不同角色的职能作用。
在个人层面，通过本文结合自身出国经历对访学前、访学中、访学后不同时期具体活动及其结果的初步探讨，可以发现，有规划、有目标、有步骤的访学活动，能够帮助访学者有条不紊地开展在国外的工作、学习和研究，有的放矢地参与访学目的国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按部就班地搜集、整理教学和科研所需的各类研究资料。
在学校层面，作为直接管理出国访学对象的工作单位，通过长期积累出国访学人员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自然能够积累很多访学活动的成功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总结和分析，能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在国家层面，年均数十万的出国留学人员当中，访学教师的绝对数量虽较少，但作为学术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为我国公共外交力量并在海外进行国家形象宣传的能力不容忽视。作为政府层面，为实现高校教师的出国访学效益，一是需要进一步理顺管理机制，就如何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进行研究、论证和布局，并制定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建立智库咨询与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机制；二是运用互联网思维，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力量，推进政府主导下的“多渠道”外交，发挥学界与智库作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推进在文化、经济、环境等多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三是鼓励开展包括出国访学教师在内的对外民间外交活动，加强科技、教育、智库等各层面的对外交流与互动，确保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管秀兰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教研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