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曾楠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顶级权威期刊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6年第4期发表学术论文，题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渊源、自主建构及其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该成果是学院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体现。
以下是全文：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渊源、自主建构及其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上论断均指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新命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当前学界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基本内涵、出场逻辑、价值意蕴及学理化阐释等核心问题展开，积极回应“人文经济学何以提出、何以必要、何以可为”等时代课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机统一的理论结晶，标志着中国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进展。着眼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梳理当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渊源、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内涵特征、要素范畴、价值内核，辨清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渊源：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石，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熔铸成型。理论基石的奠基与实践淬炼的熔铸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孕育出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文明关怀的人文经济学。
1.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关于“人的学科”，一定程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包含深厚人文关怀与彻底批判精神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大写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对经济现象的单纯描述，而是从“现实的人”及其解放这一终极价值旨归出发，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深刻解剖和批判，提供了一套科学分析工具与宏阔历史视野，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与崇高的价值目标。
首先，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现实的人”及其“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坐标。 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划时代的论断，将经济学研究的基点从“抽象的人”转向了“现实的人”。基于此，马克思揭示了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人的丰富性被简化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工具，丧失了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他认识到人的解放不能通过向抽象“类本质”的复归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改造造成异化的现实社会关系，并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一价值坐标的确立为人文经济学确立了超越物质积累的根本目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剖析资本逻辑的系统性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超越了经验层面的道德谴责与现象描述，深入到其内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核心范畴的层层剖析，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本质；通过破解剩余价值的秘密，论证了资本增殖逻辑如何将活劳动吸纳为自身运动的要素，使资本最终成为独立于人并反过来支配人的社会力量。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人的主体性被遮蔽、劳动沦为形式化活动，并非偶然的制度缺陷，而是资本逻辑运行的内在必然。由此，人文经济学对“超越资本”的理论探索获得了直指根源的理论锐度与思想穿透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石，即唯物史观和总体性方法。唯物史观要求将经济范畴与制度视为“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理解它们必须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框架中。这就赋予了人文经济学深邃的历史感，使其能够辩证地看待各种经济形态的历史性与过渡性，避免将其绝对化或永恒化。总体性方法则要求摒弃西方经济学将经济领域从社会总体中“孤立化”的倾向。马克思将社会视为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考察其与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社会伦理之间的复杂互动。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与文化、伦理的融合，正是对这一总体性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人文经济思想本身经历了一个从早期人本主义经济学到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转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虽以强烈的道德激情批判异化，但其“自由—异化—扬弃异化”的叙事框架仍带有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学的色彩。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他确立了唯物史观。此时，对人的关注不再基于抽象的“类本质”，而是基于“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与交往中所形成的具体社会关系。这一转变为他在《资本论》中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指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改造现实社会关系以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防止滑向抽象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人文经济思想，以其对“现实的人”的深刻关怀、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批判、对历史规律的唯物主义把握，构成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2.实践淬炼：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经验升华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并非理论的抽象，而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逐步萌发、淬炼与升华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华大地上涌现的以浙江、苏州等为代表的以“文化经济”繁荣发展为标志的鲜活实践，不仅提供了丰厚的经验样本，更直接催生和印证了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支撑。
从实践样本上看，浙江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萌芽的关键实践场域。习近平早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文化经济”概念，他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奠定了直接的理念基础。他还从“品牌大省”“文化城市”“浙商文化”“浙江人经济”等多维实践中，敏锐洞察到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普遍现象与深刻规律。二者绝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过程深度融合、相互赋能。这些相关论述从唯物史观高度阐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一，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其超越单纯的物质谋生活动，承载意义追寻与精神满足的作用。其二，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高的组织效能，通过共享价值、信任与社会规范，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社会凝聚力。其三，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一旦与作为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人”结合，便能极大地提升劳动者素质、拓展劳动对象广度、激发创新创造能力。这一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文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更是其价值导向、内在动力与竞争优势的核心来源。
“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苏州样本以其历时性的深厚积淀与共时性的卓越成就，提供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这座城市不仅保留了“园林之城”“丝绸之都”的古典气质，更在新时期孕育出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等全球领先的科创集群，实现了“双面绣”式的发展格局：一面是延续两千五百余年的江南文脉，另一面是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成就的背后，正是人文经济学原理在苏州实践中的深刻展开：一是苏州将文化积淀转化为经济组织的内在效能。自宋代以来，苏州经历了多次内生型经济社会转型，逐步形成了精细分工、协同合作的社会经济传统。这种历史积淀的文化基因，在现代体现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生态与开放包容的创新网络。二是以人文精神重塑经济增长的价值维度。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苏州始终注重城市人居品质、生态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使经济发展承载起“诗意栖居”的人文追求。三是以文化创新激活产业竞争优势。苏州没有将传统文化视为静态遗产，而是通过创意设计、数字技术等手段，推动苏绣、宋锦等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同时还培育出既具备国际竞争力又富含文化标识的产业集群。它的成功实践表明，人文经济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保守固守，而是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让深厚的历史文脉成为驱动现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更深层、更持久、更安全、更稳健的文化力量。
总之，浙江、苏州等地的实践，虽然路径与特色各异，但共同指向并印证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即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并非取舍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相互赋能的一体两面。它们的成功不是单纯依靠资源投入或市场机制的传统模式，而是通过文化基因的激活、人文价值的嵌入、“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贯彻，实现了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富包容性的增长。这些伟大实践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
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建构：内涵特征与范畴机理
当前，亟须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内涵特征、要素范畴、价值内核，为解开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提供理论支持。
1.立论之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与特征辨识
“概念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关系和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建构，首要任务在于对其内涵特征的学理把握。这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各种模糊的理论预设，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人文经济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要义。
我们所探讨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并非国际上诸多以文化创意产业或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应用经济学的分支，更不是对西方某种“人文主义经济学”思潮的简单移植或呼应。其实质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发展，是系统回答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辩证统一的经济理论体系。其现实来源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其研究对象是人文经济实践中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复杂关系与客观规律。因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旨在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创新理论。它的核心主张是推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贯通，旨在阐明文化何以能够以及如何浸润、引领、赋能经济，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繁荣，最终服务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目的。
要准确把握这一本质内涵，必须自觉澄清和抵制几种错误认识：其一，防止“学科窄化”，即仅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的框架内理解人文经济学，将其研究范围局限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而忽视了其对整体经济形态、发展模式乃至文明走向的宏大思考。其二，警惕“源头混淆”，即试图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或当代西方“人文经济学”的人文主义话语中寻找理论依据，忽视了它们与人文经济学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根本对立。其三，避免“阶段错置”，即简单地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思想。尽管两者共享对人的关怀，但后者尚未摆脱费尔巴哈哲学的制约，其批判多基于“类本质”的异化与复归逻辑，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建立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其四，克服“教条固化”，即僵化地将《资本论》对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特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同于适用于所有经济社会形态的普遍教条，忽视了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在不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差异；僵化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经典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及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运动规律，原封不动地套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文经济实践，忽略了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制约下的性质变化与功能转型，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驾驭资本、发展人文的原创性贡献。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展现出若干鲜明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其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标识。其一，根本宗旨的人民性。这是其最本质的特征。“以人民为中心”并非抽象口号，而是贯穿于其理论与实践主张的根本原则。它强调现代化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旨在建构一种彻底克服西方经济学“见物不见人”“以资为本”弊病的发展经济学。其二，学科属性的总体性。它突破了将经济学视为纯粹资源配置技术或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狭义观念，也超越了将人文经济学划归为产业经济学子学科的窠臼。它是对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总体构成及其融合关系的宏观经济学思考。它将文化价值、伦理规范、历史传统、社会信任等“人文因素”视为内在于经济过程并深刻影响其轨迹与绩效的“慢变量”，致力于揭示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之间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其三，发展导向的和合性。它摒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零和博弈”与“恶性竞争”逻辑，倡导“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发展观。文化因素如同“润滑剂”与“黏合剂”，能够化解矛盾、增进信任、促进合作，引导经济竞争从低水平的排他性掠夺，走向高水平的包容性创新与共赢性发展。其四，动力机制的融合性。“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的双向转化与深度融合，是其揭示的核心动力机制。前者指经济过程、产品、产业乃至制度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与伦理意义，从而提升其品质、附加值与可持续性；后者指文化资源、创意、符号通过市场化、产业化途径转化为经济价值与产业实力。两者并非简单的并列或叠加，而是在实践中相互渗透、彼此塑造，形成“文化滋养经济、经济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能否成功构建并驾驭这一双向机制，是区分是否形成成熟人文经济形态的关键。其五，价值追求的境界性。它力图引领经济发展超越单纯满足物欲的“效用经济”层次。通过将深厚的人文价值观嵌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旨在提升经济发展的精神格调与文明层次，使经济活动同时成为文化创造、意义生成和人的本质力量确认的过程。这使得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效率提升，更意味着文化的繁荣、精神的丰裕与社会的和谐，从而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提供新的可能。
2.析理之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范畴提炼与功能机理
“经济范畴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建构，在明确其内涵特征后，必须对其研究范畴进行学理界定。这要求我们超越对文化经济关系的现象描述，深入剖析文化要素在社会总资本循环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特定位置、功能形态及作用机制。文化在经济系统中的存在与运作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范畴来把握，即作为生产资料的文化、作为普遍需要的文化、作为社会规范的文化。这三个范畴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分析文化与经济融合互动的框架。
一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文化，具有强化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功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进入生产过程的“文化”首先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但与机器、原料等物质生产资料不同，文化产品作为人类精神劳动的结晶，其使用价值在于提供意义、美感与象征，而非直接的物理效用。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下，这些文化成果通过版权、专利等形式被“财产化”，从而能够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交换。然而，其交换价值的实现，主要并非通过一次性售卖作品本体，而是通过授权使用，使其作为“文化软件”嵌入到物质商品的生产链条之中。这一过程赋予了文化一种独特的“固定资本”属性，其价值并非在生产中被一次性消耗，而是在多次再生产过程中持续转移至最终产品，从而形成高附加值的闭环。例如，影视IP在衍生品开发中的长期收益，或品牌故事赋予消费品的持久溢价，均体现了文化生产资料在经济中的循环增值效应。因此，文化生产力便具有双重内涵：一是精神内容的原创能力，二是将其大规模复制的产业化能力。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效应，即经济发达带来的财富积累可以反哺文化创作与再生产，扩大文化固定资本的存量与质量，进而形成文化与经济互促的良性循环。
二是作为普遍需要的文化，具有化解积累矛盾与调节循环功能。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文化不仅作用于生产端，更深刻影响着消费端，进而参与塑造社会的积累体制。通过文化产业，不仅满足既有的精神需要，更积极地创造新的需要，从而持续激活市场内需，拓宽经济循环的范畴。这一过程对经济运行产生三重调节作用：其一，它将部分过剩资本与劳动力引导至文化产业——这一质上不同的新生产部门，有助于缓解物质生产部门的过度积累压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服务形态转型。其二，文化内涵的注入能够实现产品差异化，增强消费吸引力与文化认同，进而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效率，提升整体经济活跃度。其三，繁荣的文化消费市场依赖于大众拥有必要的支付能力与闲暇时间。这有助于推动社会朝着缩短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水平的方向发展，从而为社会成员进行精神消费与发展自身创造条件，形成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因此，文化作为普遍需要的范畴，揭示了人文经济不仅是一个增长部门，更是调节生产与消费矛盾、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影响社会时间分配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机制。
三是作为社会规范的文化，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与提升效率功能。经济增长最终依托于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中人的实践活动。文化更深层的作用在于，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或社会规范，构成了市场交易与生产协作的信任基础与伦理环境，从而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成本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科学的理论框架。社会规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从人们在一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进行的物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与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分工与协作体系，要求形成与之匹配的伦理观念、行为准则与信任模式，以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这些文化规范如同“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与违约风险，即降低交易费用。同时，积极的规范能激发协作中的“集体力”，产生“1+1>2”的合作效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在市场经济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敬业乐群”“诚实守信”“亲仁善邻”“俭以养德”等规范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后，持续为经济运转提供润滑与导向，支撑了长期合作网络的形成与产业链的稳定协同。这不仅是伦理层面的软性倡导，更是经济发展中效率提升与风险控制的重要保障，其作用直接体现在合同履约率的提高、创新创业生态的活跃以及区域经济韧性的增强等层面。
总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研究范畴的把握，必须建立在对文化在经济系统中多重存在形态与功能的辩证分析之上。作为生产资料的文化、作为普遍需要的文化、作为社会规范的文化这三个范畴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统一于社会总生产的整个过程，共同刻画了“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双向运动的复杂机理。
3.运行之纲：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内核与方法论指引
建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提炼并系统阐述其价值内核与方法论指引。它们并非对既有经济学定律的简单补充或修正，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深刻把握“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辩证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解释、指导并规范人文经济发展的运行之纲。这具体可从本体论、价值论、动力论与方法论四个维度予以把握。
一是本体论维度：经济与文化互构的“人文有机体”。人文经济学坚持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强调，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与经济活动展开的即时性与情境性中，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伦理规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坚决超越两种形而上学倾向：一是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将文化视为经济的被动、滞后反映；二是抽象的“文化决定论”，将经济现象完全归结为观念或精神的产物。经济与文化的真实关系，应被理解为一个相互规定、相互生成、协同演进的“人文有机体”。
二是价值论维度：“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该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商品二重性理论在人文经济语境下的深化与拓展，构成其价值分析的基石。它包含两层核心意涵：其一，是对“使用价值”的人文拓展。与主要关注商品的物质有用性的传统理解不同，在人文经济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极大地依赖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审美体验与伦理认同。商品的“有用性”本质上是其“文化—物质”复合属性的函数。其二，是对“价值”来源与构成的辩证理解。在坚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这一科学论断的同时，批判两种错误倾向：其一是西方经济学的“自然主义”理解，将价值视为物的天然属性或纯粹主观偏好；其二是后现代思潮中的“符号价值”论，用符号的自我循环完全取代劳动价值论。在生产过程中，商品不仅凝结了改变物质形态的具体劳动与形成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还将创作者、生产者所投入的创造性思维、审美判断、伦理考量等复杂的精神劳动与社会关系对象化。这部分“人文劳动”虽不直接改变物的物理形态，却构成了商品文化附加值与社会认同度的源泉，并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市场的交换比例，最终在交换价值中得到间接的、曲折的实现。商品对人的意义和重要性是“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辩证统一的体现。
三是动力论维度：从静态的文化“资源观”到发展全过程的“驱动力”。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指出，人文精神、人文智慧、人文资源正历史性地成为撬动新发展动能的重要杠杆。这具体表现为：“人文力”通过塑造勤勉、节俭、协作、诚信等基本经济伦理，为经济活动提供持久稳定的底层文化动力；通过激发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直接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审美体系，为产品与服务注入不可复制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与文化品牌价值。因此，“人文赋能”意味着将文化从发展的辅助性资源提升为核心生产要素与战略性资本，推动生产力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升华与“意义”的充盈的深刻变革。
四是方法论维度：历史语境与人文底蕴的前置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任何经济形态、商业模式与发展道路的生成与演进，都必须置于其赖以生存的、具体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理解。研究特定区域的人文经济，首要工作就是剖析其经济实践所依赖的文化基因、集体记忆、地方性知识与社会规范。唯有如此，才能洞见该经济形态为何呈现如此面貌，其竞争优势与内在张力源于何处，以及其未来转型的可能方向与文化边界。
三、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
人文经济学的中国方案，不仅源于理论与实践的交融贯通，更在于其系统地回应了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的内在危机及文明困境。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以无限增长为终极神话的西方经济学，一度被视为普遍真理。然而，其实践所催生的增长与衰退共生、富裕与贫困并存、技术进步与生态危机加剧等一系列系统性悖论，已彻底暴露其深层次的历史局限性。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要义，正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扬弃。它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抛弃，而是通过辩证的综合，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发展逻辑。这种扬弃具体体现在对“增长悖论”“资本逻辑”“人的异化”“零和思维”的超越，这构成了其实践超越性的四个核心维度。
1.超越“增长悖论”：以复合进步取代单向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首要意识形态迷思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张的绝对崇拜，即“增长拜物教”。它将立体的、多维的社会进步，简化为单一的、可量化的经济总量增长，并寄望于“涓滴效应”自动解决分配与社会问题。然而，现实呈现的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批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种物质财富积累与人的发展贬损、经济指标繁荣与社会人文凋敝同步发生的现象，正是“增长悖论”的典型体现。它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该矛盾决定了增长成果必然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增长的社会成本与生态代价则由大众和自然界承担。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技术性修补或福利国家政策来缓解矛盾，但无法触及问题的内核。因为“为增长而增长”本身就是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内在要求，人的需要与社会整体福祉在此逻辑中仅居于从属甚至可牺牲的位置。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结构扭曲，也一再陷入“生产—消费—废弃”的恶性循环。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超越，首先体现为从以物为本的线性增长转向以人为本的复合发展。它摒弃了“价值中立”的增长神话，旗帜鲜明地将发展的目的复归于人本身，致力于构建一个目标多元、评价综合、动力有机的新型发展范式。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发展目标上，实现从“单一经济维度”向“多元价值复合”的跃迁。人文经济学认为，真正的进步是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经济活力与社会和谐、人类福祉与生态美丽的协同共进。它批判将GDP奉为圭臬的狭隘尺度，推动构建超越GDP增长的国民发展综合核算体系，将民生保障水平、文化繁荣程度、社会公平指数、环境质量状况等内在的人文与生态指标，系统性地纳入发展评价的核心框架。二是在发展动力上，推动从“要素投入驱动”向“人文资本激活”的转换。它深刻揭示，文化绝非经济活动的附庸或外部环境，而是深植于经济肌体内部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文化即人化”，人的价值观、创造力、协作精神与伦理素养构成了最基础、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持续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升之上。另一方面，沉淀于历史传统、地方知识、社会信任、集体认同与美学追求中的“人文资本”，能够为产业转型升级、品牌价值塑造、区域协同创新提供独特且持久的差异化优势。这实质上是将文化从经济增长的外部变量内化为其内生禀赋，从而形成“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相互赋能、良性循环的新格局。
2.超越“资本逻辑”：以人民至上匡正资本至上
资本逻辑构成西方经济运转的内核。这一逻辑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同时，也将人的劳动力、自然乃至社会关系转化为可交易商品，利润最大化成为支配社会的单一法则。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公共价值领域的侵蚀成为常态。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这一逻辑神圣化为“市场万能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持续的社会后果，彻底暴露了金融资本失控的破坏性及其对人本价值的贬损。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超越，在于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超越。这种超越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将“资本逻辑”自觉地置于“人的逻辑”之下，“‘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其核心在于，使资本从增殖自身的“绝对主体”复归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要素”本位，从而匡正资本至上，践行“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其一，在价值指向上，以“人民中心论”超越“资本中心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的运动规律抽象为经济社会的自然规律，从而确立了“资本中心论”。与之相反，人文经济学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它要求一切经济范畴、市场机制与资本形态，必须服务于这一“人本目的”而非凌驾于其上。其二，在制度架构上，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统一。 它超越了西方国家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一方面，充分尊重价值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此激发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类要素活力，为财富创造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它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作用绝非外在的、随意的干预，而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为市场运行设立轨道与边界，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三，在治理资源上，重视“人文规范”的调节激励作用。人文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发现并系统阐述了文化价值、伦理规范、理想信念等“人文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建构性调节作用。这种调节通过塑造经济主体的内在认知、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从深层次规范经济活动的目的与方式。它致力于重建被资本逻辑摧毁的健全“义利观”，倡导“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社会主义商业文明，推动形成经济绩效与社会价值良性互促的治理新生态。
3.超越“人的异化”：以劳动解放破解异化劳动
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的确证。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呈现出自我悖反的困境，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它表现为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即便在后工业时代，异化也并未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延续，在极致专业化与科层化管理中，劳动者成为庞大生产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在数字化绩效主义的严密规训下，承受着精神的高度紧张与自我物化；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抚慰与补偿中，陷入以占有商品来填补劳动过程中主体性空无的循环。因此，扬弃异化劳动，实现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便成为人文经济学内在的价值尺度与理论旨归。
其一，通过推动“共同富裕”夯实劳动解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劳动产品的社会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种贫富悬殊不仅是结果，更是异化劳动不断再生产的生成土壤。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升至破解异化劳动的战略高度。这远非简单的收入再分配技术调整，而是一场旨在重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一进程的实质，是创造一个趋向于“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进而瓦解异化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其二，通过“尊严劳动”与“创造劳动”复归劳动的属人本质。超越异化劳动，不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更需要劳动本身的存在样态的转化。这意味着需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层面，重塑劳动的价值与意义，使其从被贬斥的苦役复归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与实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赋予所有诚实、创新、精湛的劳动以崇高的社会尊严与伦理价值。其三，通过“自由时间”的普遍增长奠定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实现这一跨越的根本物质条件，在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与“自由时间”的普遍增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着力点，不仅在于保障民生，更在于为社会成员普遍赢得更多、可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它注重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的统一，推动以劳动解放破解人的异化。
4.超越“零和博弈”：以和合共生解构强权掠夺
西方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内部陷入悖论，更因其内在的扩张性与排他性，长期将世界割裂为“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并以文明优越论为意识形态外衣，推崇零和博弈思维。这一思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表现为霸权主导下的规则垄断、发展模式单一路径依赖以及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制裁，最终导致全球发展失衡、文明隔阂加深乃至局部冲突加剧。其本质是以“资本—权力”逻辑取代文明共生逻辑，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性压缩为单一现代性的机械复制。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超越，正在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与发展观，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生、文明互鉴的全球发展新范式。其一，在发展理念上，以共同发展超越单向霸权。人文经济学植根于中华文化“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美美与共”的天下情怀，否定任何一种文明具有凌驾于他者之上的先天优越性。它主张不同文明体系中的经济实践与发展智慧应平等对话，在经济交往中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支持符合本国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的现代化探索。其二，在实践路径上，以共享发展超越依附性积累。人文经济学反对以掠夺自然、转移危机、垄断技术为核心的传统增长模式，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它推动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通过“一带一路”等人文经济交融的实践平台，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人文交流“软联通”相结合，助力后发国家培育内生发展能力，打破中心—边缘的固化结构。其三，在文明贡献上，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割裂。西方现代化往往陷入物质膨胀与精神贫瘠的悖论，根源在于其资本逻辑将经济增值与人文价值对立起来，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断裂。人文经济学则立足于二者辩证统一，主张经济发展承载文化意义、科技进步浸润伦理关怀、财富积累伴随精神成长。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其生动实践，不仅在物质层面创造长期发展奇迹，更在精神层面推动文化繁荣与社会风尚向上向善，证明了现代化能够超越单向度的物质扩张，为人类文明探索了一条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协同共进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人文经济学通过四重系统性扬弃，不仅指出了西方现代性经济范式的病症所在，更开出了基于中国实践的药方。它以复合进步取代单向发展、以人民至上匡正资本至上、以劳动解放破解异化劳动、以和合共生解构强权掠夺，从而勾勒出一条超越资本中心主义、通往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人文温度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当代实践，也是中华文明“经世济民”“天下大同”理想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