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来自喀麦隆的国际博士生，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陈陆馗教授时，他正在随访以前脑干胶质瘤手术病人的预后。第一眼感觉他很严肃，很少说话，但有问必答。他叮嘱我不只是“人在科室”，而是要积极地从临床实践中汲取养分。

如今，作为南方医科大学三年级博士研究生，回望这段时光，我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经历是如何深刻地改变我对手术、团队协作与医学教育的理解。

第一课：先学会思考，再学习手术

陈教授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一台手术早在患者进入手术室准备之前便已开始。

面对手术病例，各级医生会一起评估患者的临床状况并共同阅读影像资料。CT、MRI、DSA等影像报告，绝不是可以不加甄别地照单全收。陈教授要求我们亲自判读图像并讨论。

病灶在哪里？可能是什么诊断？周围有哪些结构？哪条入路可达病灶？预判哪些并发症？术后可能出现哪些神经功能变化？术后应如何管理患者？

通常，在决定具体手术方案前，我们会就数种可能的手术入路展开讨论。

这让我领悟到一条重要原则：只知道通往病灶的一条路径是不够的。神经外科医生必须了解备选方案，并明白为什么某种入路对某个特定的患者而言可能更安全、更合适。

新维度：不开颅，直达大脑底面

垂体瘤手术让我学习了神经外科“不开颅”的另一面维度。

一位年轻女性因巨大垂体瘤伴有视力障碍与内分泌紊乱前来就诊。这一次，手术通道不经由常规的开颅骨窗抵达病变，而是取道鼻腔，采用内镜下经鼻蝶入路。

我被这项技术深深的吸引。

随着内镜的不断深入，陈教授接二连三地向我提问。

“你现在看到的是哪个鼻甲？蝶窦开口在哪里？蝶窦前壁开多大？蝶鞍在哪里？斜坡在哪里？哪些结构必须避开？颈内动脉与手术野的位置如何？”

我不能只是被动地观察内镜图像，而必须在脑海中重建解剖结构，并预判接下来应当出现的画面。

抵达并打开鞍底后，他会用刮圈与吸引器逐步切除肿瘤。对这类手术，他时常小心地提醒，在接近海绵窦与颈内动脉周围，任何不必要的操作，都可能使一台常规手术演变为一场灾难。

如何像导师那样把手术做成一门学问

回顾第一次参加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手术。

手术当天早晨，有件事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陈教授进入手术室的时间，比我平时习惯见到的更早。

从那一刻起，眼前的一切仿佛都与我此前所熟悉的开颅手术大不相同。陈教授先摆上显微镜，然后开始在镜下切皮。颞浅动脉被逐步显露、分离保护。

随后，他打开了一个硬币大的骨孔，解剖好大脑中动脉的受体分支，用比毛发丝还纤细的肉眼无法辨别的缝线，有条不紊地完成两条血管的显微吻合。

我记得自己透过目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在想：要练就一双能够稳定准确地完成这种操作的手，究竟需要多少年的功夫？

在此之前，我对脑血管的理解主要来自解剖学、影像学与疾病本身。而那一天，我看着我的导师把两条细小的血管连接起来，为外周血抵达大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通路。

手术室漆黑一片，只有屏幕上迅速出现的那个“光芒四射”的血流影像，有节律的跳动着。

在参加了不少这类手术之后，我不再仅仅惊叹于神经外科医生能够做什么手术，而是越来越想弄明白：应当如何像导师那样把手术做成一门学问。

截然不同的一课

另一台手术给我上了截然不同的一课。

一名中年患者因累及腰骶椎及腹膜后区域的巨大肿瘤前来就诊。由于病情复杂，需要不同科室的专家共同讨论制定治疗方案。

随着手术向深部推进，陈教授反复为我指出各种解剖结构与组织层次。每当手术策略发生变化，他都会解释缘由；当我们接近重要神经或血管时，他会提醒我辨别眼前的解剖细节。

我曾在书本上见过描述精美的解剖结构，也曾熟记图谱。然而，看一幅幅图谱与在鲜活的手术野中辨认病理条件下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

陈教授会一次次帮我重新“校准”手术方位：“看这里，我们在什么位置？这是什么结构？为什么移位到这里？接下来你预期会看到什么？”

刹那间，记忆中的图解开始与眼前的真实结构一一对应起来。我正以三维立体的方式学习手术解剖学。在手术中，我逐渐学会了细致地观察和思考，并及时与导师交流、反馈，他总是耐心地回答。

这件事让我领会到陈教授带教风格中的重要一点：他会向学生和助手提问，引发他们的思考，但他也善于倾听，答疑解惑。当手术切除肿瘤后，看到他把所有神经、血管都“雕刻”出来并保留完好，而且神经电生理监测也完全正常，我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一台“教科书”级的手术。

手术台上10小时奋战和几秒内的决断

不久前，另一台手术挑战了我对颅内肿瘤质地的既有认知。

患者入院时已有明显的运动功能障碍，无法下床。影像学检查显示，巨大肿瘤累及运动功能区。

手术开始时，术中超声帮助我们定位病灶。随后，我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情形。

这块肿瘤异常坚硬，触感与石头、颅骨无异。

我记得曾问陈教授，肿瘤怎么会坚硬到如此程度，答曰砂粒体型脑膜瘤可以如这般质地，很少见。

他调整了策略，先使用超声骨刀，但无法切除肿瘤，随后采用配备精细圆柱形金刚磨头的高速磨钻，一点一点耐心的削减肿瘤体积，同时悉心保护周围的脑功能区。

整台手术中，我见证了他曾教给我的“3D”策略的实际应用：断血供（devascularization）、减容（debulking）与分离切除（dissection）。

这三个词意味着数小时艰苦细致的操作：控制肿瘤的血供、逐步缩减其体积、将病变组织与正常结构分离开来，同时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大脑损伤。

临近尾声，少部分残余肿瘤完全嵌入脑功能区。若要将每一个可见的“顽石”都清除干净，就意味着对患者神经功能至关重要的大脑组织去冒险。

因此，要做的决定并不仅仅是“我们还能不能再切？”，而是“我们该不该继续切？”。

看着他把保护有功能的脑组织置于首位，我逐渐明白：手术的成功并不总是以病灶切除的彻底程度来衡量。何时极致地切除，何时懂得收手，都是手术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只是短短几秒钟内的决断。在目睹了整整10个小时一丝不苟的手术后，这个决断对我意义非凡。

收获：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我逐渐观察到这样一种医疗氛围：现代医学与中医学、中药学的深度融合，能够助力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最初，中医的诊疗思路是我所陌生的。陈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因为某种思路与已知的不同就简单地排斥，而是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应用，并理解为什么针对特定的患者会考虑特定的方法、取得特定的效果。

陈教授的教诲，深深影响了我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遐想。

这一场跨越山海的师承，让不同国家的医者，在无影灯下找到了最共通的语言——对生命的敬畏，对专业的精微，对团队的信任。陈教授和他的团队把医学的薪火，变成了联结不同国家医者的命运纽带。这段旅程远未结束，这份从南医出发的行医初心，终将在更远的地方，长出更多守护生命的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