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4月12日7版

                                               记者曹政　通讯员黄治才　宁习源
    “他是一位有胆、有识、有情的良医。”很多患者都这样说。
    “他是不求名利的无冕之王，真正的幕后英雄。”不少同行后辈这么评价。
    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张训孜孜于肾病研究，心无旁贷，诠释着一种纯粹的理念。

    50多岁二次创业——
    “只要投下种子，就是你的老家”
    临近中午，张训回到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的办公室。整个上午的查房，并没有让他显露出疲惫的神色。他坐在椅子上，腰杆依然挺的笔直，微笑着和来访的客人打招呼。
    “再过几天，就是我80岁生日啦。”他说，“现在出门碰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都说，嗬，你看起来心情怎么那么好，一点都不像80的人。”说着，他自己先“哈哈”乐起来，“我就说，看着科室一点点发展起来，越来越好，心情能不好嘛。”
    肾内科就像他的孩子。不过，20多年前，当张训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心情却是大相径庭。
    当时，张训已是业内著名的肾内科专家。50年代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南京工作。1964年，他首次自配腹膜透析液抢救挤压综合征伴严重高钾血症心室纤颤获得成功。1972年起，他致力于研究血液透析并于1974年应用于临床，并在此后陆续将血液滤过、单纯超滤、血液透析滤过、血液灌流、血浆置换、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等理论与技术应用于临床。1982年张训教授及其助手主办尿毒症治疗新技术学习班，为我国慢性肾功能不全诊断与治疗、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987年在全国首届血液净化学术会议上，张训教授担任学术组组长，为推动我国血液净化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张训没有想到，一所大学的搬迁竟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上世纪80年代，第一军医大学从长沙搬迁广州（后改名为南方医科大学），急需人才。时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赵云宏曾在协和与张训同住一栋宿舍，于是力邀张训南下，组建肾脏病学科。
    在南京工作正“红火”的张训对广州兴致并不高。赵云宏锲而不舍，函电来往络绎不绝，还派出一名副校长到医院去做工作。终于，张训被打动了，1989年，在一个木棉花盛开的季节，他离开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京陵古城，来到广州。
    然而，等待张训教授的一切却让他始料不及。
    张训迫不及待地要开展工作，一名医生带他去看实验室，二十平米不到，光线暗淡，室徒四壁。
    他问：“实验室有什么设备？”
    答：“有冰箱。”
    再问：“还有什么设备？”
    答：“还有天平。”
    他看到了天平：锈迹斑斑，居然只有一公斤重的一支砝码！这分明是卖肉摊上的“装备”。
    “当时一看，我的心凉了。第一个念头是我不干了，回南京。”张训回忆说。他直接跑到校长办公室，找赵云宏“理论”。
    赵云宏慢慢稳住了他的情绪，给了很多鼓励，同时对他说：“困难肯定是有的，想办法克服吧。“要是什么都搞好了，我要你来干吗？。”
    “只要投下种子，就是你的老家。”几十年后，张训回忆说，“后来想想，我是一名军人，又是一名共产党员，除了硬着头皮上，也没什么别的选择。”
    于是，当时已是56岁的张训，开始了新的创业。他从南京带了一位助手侯凡凡，凭借赵云宏老校长特批的两万元经费，开始在肾内科领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当时真是一切从零开始。”张训说，重建实验室、制订诊疗规范、培养人才。为了帮助科室里的医生们提高学习能力，他甚至还找了外国人专门培训英语。
    时光荏苒。5年后，南方医院肾内科成为全军肾脏病中心。10年后，肾内科成为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总后勤部“重中之重”学科，广东省重点学科，解放军医学重点实验室，博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临床药理基地主要学科。肾内科占地总面积400平方米，床位60张。拥有荧光光谱仪、凝胶图象分析仪等各种仪器设备一应俱全。
    一穷二白的肾内科，形成了以急、慢性肾功能衰竭和肾脏替代治疗为重点的临床科研体系。慢性肾衰和透析并发症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血透病人10年存活率超过30%，20%恢复工作能力。研制的延缓慢性肾衰新药“尿毒清”获国家新药证书并广泛用于临床。对危重复杂性急性肾衰的抢救成功率达27%，对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和狼疮性肾炎等肾脏疾病的诊治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经验。
“我们从事的慢性肾衰和透析并发症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对危重复杂性急性肾衰的抢救成功率达国际先进水平。”谈起这些，张训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科室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项，国家新药研究基金1项；主编出版专著4部；获省部级二等以上科技进步成果奖9项；发表论文336篇，其中82篇被SCI收录。

    建科20余年无纠纷事故——
    “为什么没有差错？因为我如履薄冰！”
    当年协和院长张孝骞的办公室里一幅书法作品至今仍让张训记忆犹新。“上面只有四个字：如履薄冰。”他说，这四个字，字字千钧，自己时刻铭记在心。这亦使他在5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胆大心细，严谨务实的行医风格。
    病人把生命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就必须敬畏生命、遵从生命的规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一点，在张训初入杏林时便已有体会。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参与了一位病人的抢救工作，这位病人送院时已经生命垂危，当时张训的科主任给他下了一道命令：“你就住在病房里守住病人，一直到病人康复，或者病人死亡，你再回家。”张训便搭一张行军床，日夜守候。病人所有的生命体征和生理规律，张训都一一列表，逐项观察治疗，半个月以后，病人康复，在出院之前，专门给他送来一面锦旗。“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锦旗，也第一次充分享受到了救死扶伤的满足和快乐。”张训说。
    不过，在张训看来，“如履薄冰”并不是一味保守。1964年，一位在工程塌方中受伤的战士被送到张训的科室，这位战士的双腿肌肉被岩石几乎压碎，股骨骨折，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高钾血症，严重心律失常，心跳微弱，没有尿液，生命垂危。
    高度危重的病情让医生们也觉得没把握，几番会诊下来迟迟没有结论。当时还只是主治医的张训急了，跑到门口大喊，“别会诊了，人都快没了。”最终决定，医院采纳张训的建议，运用腹膜透析方法进行紧急治疗。
    尽管在21世纪的今天，腹膜透析已在许多医院开展。但在50年前，国内几乎没有开展这项技术的经验，再加上当时的卫生条件有限，要做腹膜透析，风险很大。张训只能参考国外医生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自己摸索着做。最终，那位战士转危为安，此时，张训已在病人床边呆了14天没有回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有不成功的可能。但是医疗这一块，不闯不突破就不会有进步。”张训说。
    身为专家，张训还遇到过一些特殊的病人。一次，中央一位领导到珠海视察工作，其身体状况欠佳。在珠海，他旧病复发，引起多脏器衰竭，情况十分紧急。张训参加会诊以后，发现病人血钠低，在补盐的过程中出现全身浮肿。他认为导致血钠降低的原因是抗利尿分泌失当综合征，经过仔细考虑，他坚决主张停止用药，以免引起更严重的后果。这期间大家有争论，有规劝，也有怀疑，甚至有参与会诊的专家严肃地告诫他：“如果停止用药，病人病情加重或者出现其他问题怎么办？你要负全责！”。但张训没有动摇，坚持停药。事实证明，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慢慢地，病人身上的浮肿渐渐消失，所有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对特殊的病人，需要更加严谨的医风医术，还有一份大得多的责任。”张训说，医生在这种病人面前，最忌讳的就是畏畏缩缩或者矫枉过正。良好的心态需要有坚实的医学功底作后盾，把病当作病看，不掺杂其他，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实施正确的治疗方法。
不过，留在张训记忆里更多的还是那些普通的患者。有一次，张训接诊了一对年轻夫妇，女的已经到了尿毒症晚期，必须立即做透析治疗，可是当他们听说治疗所需的费用以后，当即就在张训的诊台抱头痛哭……最终，那对年轻夫妻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张训不知道他们是否去了别的地方治疗，而他们抱头痛哭的情景更让他难受。自此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既然是治病救人，作为一名医生，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必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尽量减少病人的经济负担，要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这条原则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包围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张训的带领下，肾内科每年用药的收入都很低，奖金也最低，有医生曾给他开玩笑：“老爷子，我们今年的奖金又是倒数第一啊。”他在会上说：“对不起大家了，我让你们减少了收入。可是我们一定要对得起病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直到现在，年近八旬的张训仍然在一线工作，院里重大的急会诊，不管白天黑夜，随叫随到。而他和同事创建的南方医院肾内科，从建科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医疗事故，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
 
    默默付出甘为人梯——

    “对待学生就一个字，严”
    在业内，张训被誉为“一代名师”。采访时，他谈的最多的，也还是他的学生。
    20多年前跟随他一同南下广东的助手侯凡凡，在他多年的指导下，如今侯凡凡教授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肾脏病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在慢性肾衰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和临床诊治方面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有记者曾经问侯凡凡，您记忆中对你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哪一位？侯凡凡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张老师。“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写了一份自己认为很不错的病历，但是却受到了张老师严厉的批评，而批评之后，便是耐心细致的指正。”她说，“张老师对学生的严厉与对医学的严谨让我受用一生。”
    “曾经有人问我培养学生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严！严格、严厉、一丝不苟。”张训说，这一做法，源自自己的求学经历。在协和，“严”是出了名的，查房时要求医生能把病历熟练地背出来，否则是要挨骂的，骂得让人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有一次他曾通宵未眠，把刚刚接手的12个病人的病历全部背了出来。
    在南方医院，张训也是这样要求年轻医生的。一次，肾内科的一个年轻医生在参加会诊时，不仅能把病人病情熟练地背出来，甚至能把病人所有检查结果的数据背到小数点后一位，丝毫不差。会诊一回来，张训就在科室大大地表扬了这个年轻人。“当医生只有把病人的病情熟悉到这种程度，才能很清晰地知道该怎样去救治病人。否则，连病情都不清楚，如何治病？如何能对得住病人的生命之托！”张训说。
    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现在部分医生的不满意。“医生们在治疗过程中，对病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不允许仅仅通过仪器检查就下结论，仅仅做了必要的治疗就撒手不管，不管医疗技术如何发达，‘望闻问切’的手段不能放弃。”他摇着头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依靠仪器设备，病人来了什么都不问，先开个检查再说。”
    一次查房，张训问医生“病人肝脾大不大？”医生回答“从超声检查情况看，不大。”张训问：“你摸了没有？”医生说：“没有。”张训当时就大发雷霆：“为什么不摸？仅仅靠机器就能治好病吗？治病的关键还是在人。”
    在抢救病人过程中，张训认为医生不应该有下班的概念。有一次轮到他查房，发现一位病人还在观察期，可医生却已经下班，他当即严令医生赶回病房，这位医生有些不同意见，张训又发了脾气：“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管你，病人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你就要给我看着！”
    科室里的年轻人都知道，在张训手下，挨骂是常事，但却很少有人不愿意跟着他学东西。一位住院医师告诉记者，有一次，科室收治了一例32岁恶性高血压ARF低钾大量蛋白尿病人，在在肾脏和高血压的因果问题上，年轻医生们和张训意见相反，起了争论。这时候张训却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的全面分析了病理生理改变。“要知道，这可是国内肾科做临床的泰斗级人物。”她说，“张教授深厚扎实的知识和敬业精神，让人崇敬。”
    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55年来，张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肾脏病学者，为我国肾脏病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今，他的学生中大多数已成为学科或学术带头人，有的担当了省的肾脏病学会主任委员，有的已成为在某个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

    承担社会责任义不容辞——
    “只愿多一分健康，少一分遗憾”

    除了在病床边工作，医生还可以在更大的舞台发挥影响。2012年的世界肾脏病日，张训出现在了媒体的镜头前，呼吁建立“肾脏银行”。
    这似乎与张训一贯面对在媒体的低调有所不同。张训说，实际上他所说的，是包括侯凡凡院士在内整个团队的建议，在呼吁和鼓励广大市民在遭遇意外后捐献器官外，特别希望能对有捐献意愿的人群进行相应检测，建立全国联网器官库，并完善捐赠管理机构。
    “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张训说，慢性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为1/10，其中万分之一的患者会不可逆转地发展为尿毒症等终末期肾病，必须移植肾脏。肾移植则被公认为是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最佳治疗方法，但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肾源少。而据媒体统计，在南方医院肾内科、广东省肾脏病研究所，一共有500多名终末期肾病患者正在等待肾源。在全国范围，该人群则不下200万，而且以每年10余万的数量递增。在他们当中，2011年只有4000名左右的幸运儿能够进行移植手术。
    “建立一个肾脏银行，一旦有供体出现，利用航空运输等快速运输模式，尽快地将其移植到最为匹配的患者身上。”张训呼吁建立全国联网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电子信息登记库，将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的信息登记在册，这样能够让全国范围内最为合适的患者直接受益。
    “在今后，这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张训说，慢性肾病患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维持慢性肾病患者生活的透析治疗质量也在不断改善。长此以往，社会的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能否维持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他在办公桌前的一堆新近出版的医学杂志里翻找了一番，拿出一本。“你看，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因为经济问题只能接受低于标准的透析治疗。”张训指着其中一篇给记者看，“这已经给我们未来发展提供了警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预防做起。”张训说，现在的健康教育如果能够做得好，把一些慢性疾病控制住，实际上就是减少了未来不断增多的慢性肾病群体。而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单纯依靠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越来越吃力，应该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在张训看来，自己就是一名纯粹的医生。和医生关系最大的，就是每一个病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让社会多一些健康，少一些遗憾。

    对话：医学人才培养需要社会大环境
    记者：我发现您对现在到医学临床教育似乎有一些不满意？
    张训：现在的学生有一样，坐不住，浮躁，对一些东西不求甚解。现在一来病人就急于上检查上设备，脑子里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病人的认知。医生治病，就好像打仗，首先需要寻找到最合适的突破口，所以首次病程记录很关键，查体怎么查，就决定了能不能找到这个突破口。
    当然，这也不能都怪学生。现在来医院实习的医学生，都是临近毕业，基本就分成两种，一种四处联系找工作，一种埋头念书准备考研，都没法安心下来实习。实际上，对于一名年轻医生而言，临床实习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没办法，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和风气的问题。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医生都在抱怨很累，压力大，您怎么看？
    张训：累不是压力。任何行业都会有累的时候，辛苦的时候，而压力是医生责任的体现，有些时候甚至是自己找来的压力。比如现在还有肾脏病患者找到我，希望能够怀孕生孩子，这样难度很大，要是决绝也很容易。但是我想，这往往是关系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不妨担当一些责任试一试。现在已经有3对这样的夫妻有了孩子，还都是顺产。
    不过，客观地说，和现在相比，当初我刚从医时，说干就能干，甚至可以在完全没经验的情况下尝试给患者做透析治疗，放到现在医院已经是不可能了。一方面是现在许多东西规范起来，要循规蹈矩，另一方面，现在大的环境比较复杂，医生面对的风险很大，也不太敢有太大的突破。
　　

    记者手记
    约请张训采访，是一件需要运气的事情。因为他实在太忙了。查房，科研，教学，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在采访中，张训谈及最多的是医学临床人才的培养，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年轻时曾经接受过的医学教育。
    1950年，张训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人创办的，在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南有湘雅，北有协和，它们犹如两颗医学明珠，安放在中国的一南一北，熠熠生辉。
    协和医学院由于受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潮流的影响，其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在人员的选拔方面，协和医学院的要求极为严格，重质量而不重数量，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40人。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可以说，无论是考入协和还是在这里完成学业，都是非常艰苦的。
    张训说，自己到了协和，感受到协和严谨的学风，感觉到如鱼得水。他到协和的那一年，是中国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但是协和的教学一如既往，张训在书桌上，在实验室，在医院病房孜孜以求，扎扎实实地打下医学功底。
    采访张训之前，有人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张训的父亲曾经对于家里三个孩子们的前途做过一番考虑，他觉得医生是一种崇高的职业，救死扶伤，还能给家里带来健康福音。这三个儿子当中，应当有一个医生！他看着张训：一米八的个头，清澈的眼神透出一点腼腆，“老二心细，对人体贴，就是你了。”
    事实证明，父亲的眼光很准。

    人物简介
    张训，195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大内科主任、肾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训教授一直从事内科临床工作，为我国著名肾脏病专家。多次参加中央保健局组织的重大抢救，被中央保健局誉为“有胆有识”的专家。2002年被总后勤部评为“一代名师”。
    从医55年来，抢救许多重症疑难病例，曾因抢救急危重肾功能衰竭患者获得成功荣立三等功2次，4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3年抢救深圳“85大爆炸”的多脏器衰竭患者获得成功受总后卫生部嘉奖，多次参加中央组织的重大抢救，被中央保健局誉为“有胆有识”的专家。
    先后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编专著3部，参编10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中华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立三等功2次，多次受到军队和省部级的表彰奖励。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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