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记忆

我与南方医科大学——钟世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调到第一军医大学，至今已四十余年，真可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无论对于教研室还是我个人，“追昔抚今犹旧梦，历经风雨总关情”，时值建校七十周年，感慨良多！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高度重视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同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给中国的科教工作和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我这个头上有帽子屁股有尾巴的“臭老九”，就是在这个“春意盎然”的秋天里调入本校的。在广州这块处处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沃土上，我看到了灿烂的蓝天。1979年，55岁的我当上副教授，还出人意料之外地被学校任命为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正是这个教研室主任职务，才又重新焕发了我多年的科研积累和消褪许久的青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有了基层的学术决策权，就可为学科选定与时俱进的研究方向，就有机会开创新的学术园地，就可以创办一本自己的学术刊物，就有办法带出一支活跃的学术队伍，就有可能在国内国外引领解剖学的研究，才能使“解剖”这门夕阳学科老树发新芽。

   想当年，我们解剖教研室“养在深闺人未识”，没有学术地位，更无学术影响，甚至都不敢奢望全国相关的学术学会邀请我们参加学术会议。而今，经过教研室几代人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解剖教研室开拓了临床应用解剖学、医学生物力学、组织工程和数字医学四个研究方向，创办了全国核心期刊《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人体科学馆》。打破了人体解剖学只招收基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老传统，根据学科的特点优势和临床出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人体解剖学培养外科博士”的新模式，改变了解剖学博士生“门可罗雀”的报考局面，解决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难题，发挥了学科的潜力。于1980年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成为博士学位授权点；1991年成为国内访问学者培训定点单位；1993年批准为全军重点实验室；1994年批准成立临床解剖学研究所；1995年批准为广东省“五个一工程”重点实验室；1995年开始招项目博士后人员；1997年实现了我校院士称号零的突破；1999年成为教育部特聘教授岗位单位；1999年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成。

   我个人也于1981年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983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0年评为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6年评为总后勤部科技一代名师，1997年获得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2009年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在学术研究方面，发表了600多篇论文，主编出版了15部专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部级一、二等奖13项。

   人体解剖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方法的更新，相关学科的渗透，这个学科领域陆续形成许多研究手段较新、技术装备较精、探索领域较专的新兴分支学科，使得以肉眼观察为主的大体解剖学，呈现出“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那种落日残霞的垂暮压抑景况。就在解剖学科研选题困难、开展研究举步维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我们率先开展了临床应用解剖学的研究、开拓了医学生物力学在临床的应用、提出了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的方向和组织工程的研究，使得解剖这门古老的学科犹如老树发新芽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灿烂前景。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借建校70周年盛典之时，我要感谢帮助我成长、支持我工作、为我创造学术发展条件的所有的老首长和同志们，也恳切地盼望有一大批“冰寒于水，青胜于蓝”的新一代南医学子加入到解剖的行列。因为临床外科日新月异，现在是“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日新”， 所以要有“长江后浪催前浪”的持续，“雏凤清于老凤声”——世界是你们的！

钟世镇院士(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

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做医生——侯凡凡

   今年恰逢南方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也是南方医院建院80周年，我是第一军医大学1973年的毕业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心中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恩。

   我是1989年从南京军区调动来南方医院的，跟随张训教授一起组建南方医院肾内科，至今已30多年。当时学校把张教授作为重要专家引进来组建肾内科，希望我能帮助组建实验室。因为我毕业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实验室工作，在科研方面有一定经验。我们刚来的时候，南方医院的肾内科只是内科的一个治疗组，当时肾科实验室只有一台家用冰箱和一个砝码为一公斤的天平。我们第一任主任是张训教授，一直到1999年他退休时我从美国学习回来接了他的班。30多年来，在校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肾内科逐步成长为现在拥有3个国家级平台、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研究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医院发展的缩影。南方医院在2004年经历了转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克服了所有困难砥砺前行，逐步步入成为国际一流专科中心的大路，我对此很有信心，也充满了期待。

   我觉得南方医院肾内科能够成为国家级的平台，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队伍。科室必须要有一支队伍，光是买仪器买设备好办，但是人才队伍才是发展的关键。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非常强大，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拥有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等，这批人多数都在国外培训过。临床医生里面，我们每年选送青年人才到国外顶尖医院进修。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学科已拥有一批可以独立完成临床和基础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这是我最高兴的。

   我们中心的特色是根据中国患者特点开展临床研究。现代医学强调所有的医疗行为和决策必须遵从现有的、最好的科学证据。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功能一旦发生改变，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尿毒症）几乎不可避免。目前尿毒症的治疗手段只有肾移植和透析。病人生命虽然得以维持，但是治疗费用高，因此预防或延缓慢性肾脏病进展是肾脏病学领域需要攻克的难题。在2000年初，肾脏病学界认为，在慢性肾脏病早期用RAS阻断剂治疗可以延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但如果病人已经到了晚期，用这类药就没有疗效、甚至会产生不良反应，因此当时80%的晚期病人没有接受肾脏保护治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展了一项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也可以安全地服用RAS阻断剂，这类药能使慢性肾脏病进展为终末期肾衰竭的风险降低43%。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大陆医生独立完成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首次在该杂志发表。随后其他国家的临床研究也报告了相似的结果，该疗法已在全世界推广应用。这项研究不仅改善了慢性肾脏病的预后，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资源。据统计，我们国家每年约7万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进入透析，如果每位患者推迟一年进入透析，全中国每年可以节省70亿元的透析费用。作为中国医生，应该针对中国患者的特点制定临床实践策略，才能更好地为健康中国服务。

   医生是崇高的职业，尽管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挽救生命。我记得有一位病人由于患病不能生育，经我们治疗成功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在我们建科30周年的时候，她带着孩子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视频里孩子说：侯奶奶，感谢您给了我生命，希望您健康长寿。当时我心里非常温暖。只要疾病存在一天，医生这个职业对社会和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做医生。肾脏病科是大学和医院的一部分，它的成长见证了大学和医院从大到强的发展历程。

   今天的学校和医院已大踏步走在建设国际有影响力高校的大路上。我们衷心祝愿南方医科大学和南方医院砥砺奋进，继往开来，能够在未来十年再创新的辉煌。

侯凡凡（后排右二）在肾病中心挂牌仪式合影

无悔的青春——赵克森

   我们这一代出生于抗日的烽火之时，成长于新中国的红旗下，参加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的国家建设,成为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见证人。

   1959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医学院工作。这个学院的前身是第十一军医学校，1958年所有的军医学校均转业到地方，由三年制的军医学校转为五年制的医学院。当时齐齐哈尔医学院只有一幢二层的教室楼和一幢两层的工字楼，基础各教研室就位于工字楼内。由于在军医学校时，主要培养三年制的军医，学校的任务以教学为主，基本上不做科研，没有科研的场地和仪器，因此与国内已经较成熟的医学院相比，齐齐哈尔医学院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医学院，排在全国140多所医学院的倒数行列。来校后我被分配到病理生理专业，但当时属于病理学科，直到1962年转回军队以后,才单独成立了病理生理教研组，仅有教师2人，技术员1人。

   1960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齐齐哈尔医学院转回军队以加强战备。我们跟随着学校在1962年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军医学院的中尉教员。我们虽然是军队院校的老师，但每天早晨6点要出操跑步，在齐齐哈尔零下二三十度的寒风之中，由老百姓逐步锻炼成一名战士。为了深入了解军队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考察了黑龙江的69师，广东的124师、海军陆战旅、军港等。参与了海军导弹驱逐舰的医疗救护，也参与了海军训练舰考察、海军方舱医院的建设等。部队的考察大大提高了我作为一名军医大学教师的水平。如在部队中，从卫生员到医生均要练习四大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这是我军几十年战斗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正好补充了战伤休克早期救治的教学内容。又如在124师考察时，我问张师长，“你们1998年在荆江大堤抗洪时，如何解决战士的水盐供应问题？”张师长说，“全国人民支援我们，战士们带着两瓶矿泉水和一包榨菜冲上大堤。我们保住了荆江大堤，没死一个人，全师立了集体二等功”。从此一包榨菜和两瓶矿泉水就成了讲解水电紊乱的内容。

   部队和学校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我们刚到齐市报到，一个月后就被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生理进修班）学习一年。文化大革命时我因为是黑帮子弟，被群众组织勒令不准进行大串联，但1971年，总后组织4个军医大学的巡回讲课组，我被选为8位授课教员之一，到4所军医大学、兽医大学、解放军总医院巡回讲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召开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大会，我当时只是一名讲师，却被总部邀请成为第一军医大学5名全军科委委员之一，1995年成为全军医学科委会常务委员。

   部队和学校也非常注重选拔人才。我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批赴美的留学生，直到1983年才回国。回国后的第二年（1984），接到学校的电话，总后勤部干部彭钢副部长要找我谈话。彭副部长是带了总后洪学智部长的命令，要任命我为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并在以后接替老校长担任校长职务。当年我45岁，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而受到了组织的关注。我谢绝了彭副部长提出的“把一名讲师（正营级）连提五级，晋升为副军级的校长”的决定，理由是我没组织行政的能力。我刚刚从国外回来，总后卫生部委托建立休克微循环实验室的工作还没开展，我也希望能做一名专业老师。总部当时又有一项规定，要尊重知识分子个人意见，不能勉强。彭副部长表示，要把我的意见向洪学智上将反映，因此，任命我的军职命令就没有宣布。

   虽然婉拒了担任行政领导，但1985年在全国职称晋升暂停的时候，总后勤部宣布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均提升为副教授，1987年全国职称晋升解冻，我又提前两年晋升为正教授。1987年全国和全军开始评审科技进步奖，我被聘为全军科技进步奖的医学奖评委及大评委委员。1998年起担任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委员，并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长达十年。在1991、1997、2001年我三次作为总后专家考察组成员，考察了4所军医大学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总部制定了基础医学九五规划。

   部队和学校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的军方共同主办了多次创伤、烧伤国际会议。第一届国际会议在重庆由第三军医大学主持，第二届在北京由304医院主持，第三届在广州由第一军医大学主持，我担任中方副主席。第一军医大学为准备这次会议，专门修建了文化活动中心，有一个500人的阶梯报告厅，美国有44位学者，台湾5位，香港3位参加会议，中方有200人到会。在中美双方分别做了大会报告以后，台湾教授的评价是中国大陆的报告水平比较高，并不亚于美国。会后主编出版了《烧伤、创伤进展》一书，寄给美国三院的冯元桢院士，回信说“旅行归来，接到专著Advances in Burns and Truma，非常高兴，烧伤和创伤领域国际上要看中国的了”。

   我这一生有22次出国留学、讲课、参加国际会议和各种学术交流的经历，其中包括应美国休克学会的邀请，代表中国休克分会到美国新墨西哥州桑塔费市，签署文件创建了国际休克学会联盟（IFSS），使中国成为该学术组织4个创建国之一。也包括到美国A&M大学、南加州大学、美国陆军外科研究所、圣迭戈加州大学等4所大学讲学，出版英文专著4本。在第6届国际休克大会、31届国际军事医学大会、12届国际流变学大会作大会报告。在进入耄耋之年时，美国休克杂志和休克学会主席Chaudry教授，欧洲休克学会主席Neugebaur教授均千里迢迢，专程赶到广州表示祝贺，美国休克学会的“新闻通讯”发表了“毕生致力于中国的休克研究——向赵克森教授致敬”的文章。我深深体会到，之所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重，主要是在我的背后有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80年的风云岁月在眼前似乎一晃而过。南方医科大学由当年的全国倒数的医学院，如今有了飞跃的进步，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5年在250项以上，位于全国第27位。我们由青壮年步入了老年。在2004年随第一军医大学整体转归地方、退出现役，在南方医科大学专家组工作到2017年，以正军职教授退出现职……在环顾一生，回首往事之时，感谢新中国和伟大的人民军队培养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青春赶上了祖国艰苦创业的年代，又有幸在数十年建设的洪流中，作为一名老战士度过了战斗的人生。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祝福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

赵克森（左一）在指导63年级学生缺氧实验课